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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夷酋怀恨，借口从前，不使入城。而上年英夷在上海又称广东总督拒绝不见，口出怨言，处处要挟，思欲逞其谋利之图，夷心叵测。此次已开兵衅，不胜固属可忧，亦伤国体；胜则该夷必来报复，或先驶往各口诉冤，皆系逆夷惯技。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宽猛两难之间，叶名琛久任海疆，谅能『操』纵得宜，释朕之愤懑。倘该酋因连败之后，自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只可设法驾驭，以泯争端。如其仍肆鸱张，断不可迁就议和，如耆英辈误国之谋，致启要求之患。所有阵亡之抚标，中军参将凌芳着交部加等从优议恤。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又谕：
叶名琛奏英夷藉端起衅我军两战获胜一折。九月间，广东水师兵勇因查拿划艇盗匪，英国夷酋巴夏礼欲藉此为词，复作进城之想，竟敢放炮攻击城垣，焚烧铺户。十月初一、初九等日，我兵接战，两获胜仗。夷匪伤亡四百余名，并将该夷水师大兵头歼毙。粤省绅团同伸义愤。夷胆已寒。所调水陆兵勇，业有二万余名。该夷纵极狡横，经此挫败，谅不敢再肆狓猖。且美利坚、法兰西及西洋各国均知，此事起衅，曲在英夷，未肯相助。其势亦孤，当可悔祸罢兵。本日已谕叶名琛，如果英夷自为转圆，不必疾之已甚，倘仍顽梗如故，势难迁就议和，复启要求之渐。叶名琛久任粤疆，夷情素所谙熟，谅必能酌度办理。因思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地方，向为该夷火轮船熟悉之路，倘该夷不得逞，志于粤东，复向个海口滋扰，亦当豫为之防。着怡良、赵德辙、王懿德、何桂清，密饬所属地方官吏，如遇夷船驶至，不动声『色』，妥为防范。或来诉粤东构衅情事，亦着据理折服。如无隙可乘，废然思返，仍不可稍涉张皇，以致民心惶『惑』。将此由四百里各密谕知之。
显然，这两份密谕的核心思想是：英国人势单力孤，断不可被其声势震慑，完全可据理折服之，使其放弃重修和约的要求。
在给包令的书信中，梅多斯没有提及他从何种渠道获得这份密谕。其中一种可能『性』是，他们是通过与相关官员过从甚密的商人那里获得情报的。回顾前文内容，马嘎尔尼访华期间，亦获得大量情报，比如各省详细情况，甚至连各级官员的数目及年薪情况都十分清楚。
包令收到梅多斯的信函之后，立即致信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以及美国驻华公使皮特·帕克（peterparker）等人，并将这份密谕附在信中。
2月7日，在收到书信的当天，帕克就给包令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已经仔细阅读了这份文件，我完全相信这份诏书的真实『性』……我尤其注意到叶名琛钦差提到的美国人、法国人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意见，以及皇帝陛下对英国军队的敌对行为的评述，我毫不犹豫地表示，这两方面的内容都不准确。我相信皇帝陛下在不远的将来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我认为，阁下您能得到如此重要的情报十分走运。”
他说，这封信痛苦地展示了人类的愚蠢。“在这个伟大帝国的官员们之中，一个像叶名琛钦差这样位高权重的人，竟能堕落如斯，以至于误导其君主，使其国家卷入最严重的国家灾难之中”。
三天之后，即1857年2月10日，帕克给叶名琛去了一封书信，指责他肆意曲解美国『政府』对英国的态度。书信大意如下：
2月7日，本人收到了英国全权大使包令的书信，信中附上了一份咸丰皇帝的诏书，这份诏书的真实『性』丝毫没有问题。根据这份诏书，阁下曾对皇帝说过“美国人，法国人，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人，都认为英国人在这件争端上有错，不会选择与他们（指英国人）合作”等语。
对于其他国家之间的所有争执，美国『政府』维持严守中立的态度不会改变。关于中国与英国之间的政治，美国不会发表任何倾向『性』的意见。但是，因为阁下您揣测了美国『政府』的意思，并且错误地将这个意思告诉了皇帝，本人责无旁贷地表示，不敢苟同阁下您有将美国『政府』牵连进来的权利。
如果一定要本人来评判就当前的争执谁对谁错，本人希望问这么一个问题，在事态恶化之前，两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面对面商谈，并根据原因和正义解决这件事，阻止财产遭到重大损害、阻止流血事件的发生是否不对？因为阁下您拒绝会晤，才导致这些惨剧的发生。
本着真正的友谊的精神，请允许本人向阁下您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中国与外国之间一切困难的根源在于中国不愿意承认英国、法国、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是平等的、真正的朋友，不愿意以朋友的方式对待这些国家。至于这方面的严重问题，美国认为英国人是对的，并会选择与他们合作。
1857年2月26日，梅多斯又将咸丰帝的另一份密谕通过书信传递给了包令。这份密谕是咸丰帝于1856年12月24日下发的。密谕有几层意思：对内，让沿海各省密为防范，同时让各省明白，英国人处于孤立境地，不要被他们『迷』『惑』，不要主动迁就他们，可以等他们主动求和；对外，督抚们要让外国人明白，他们出于对外国人利益的考虑，并没有将冲突之事禀告皇帝，所以皇帝并不知道内情。而皇帝之所以假装不知冲突之事，是为了给自己留下后路，可以在事态恶化之时推卸责任。密谕原文如下：
谕军机大臣等：
英夷在广东滋事，前经叶名琛奏到。已谕知沿海各督抚密为防范，并恐其赴各海口申诉广东构衅情事，亦谕令据理折服。
兹据怡良、赵德辙奏，英夷领事赴苏松太道投递照会，仍系从前故智，既不可示以怯懦，长其骄志，亦不可绝之已甚，致滋事端。夷人唯利是图，重在贸易。怡良熟悉夷情，当饬该道等，谕以从前万年和约，原为永息兵端，今忽以细故称兵，一经入奏，必致查办，无论曲在何人，所有通商各口，不得不暂停贸易，恐于尔等未便，是以未敢入奏。至该夷与上海并无嫌怨，仍宜安静通商方为正理。如此明白晓谕，或可杜其晓渎干求。
至叶名琛，办理夷务已久，于一切驾驭之方，当不至毫无把握。该夷若悔祸求和，谅必仍事羁縻，不使决裂，但不可先行迁就，致启要求。
前据叶名琛奏，美法各夷，均知该夷理曲，不肯相助。资怡良等奏，探报内有英美二夷均据炮台之语，恐即英夷造言耸听，冀饰其独启衅端之罪。该督等勿为所『惑』……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
1857年3月5日，包令分别致信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de。bourboulon）与皮特·帕克，并将这份诏书的译文随信附上。
他在给布尔布隆的书信中写道：“我谨传达给阁下您一份有趣而重要的正式文件，其真实『性』我十分确定。我无需多谈，这份文件是……条约国（thetreatypowers）之间应精诚合作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他在给皮特·帕克的书信中写道，这份文件表明，为了促进全面的目标，他们有必要共同行动并且合作。4天之后，即3月9日，帕克写了一封回信：
我很荣幸收到阁下您本月5日和6日的消息以及随信附上的那份文件，即由某些省高官呈给中国皇帝的讲述外交关系现状的备忘录的中文及译文版本。我注意到南方的叶名琛阁下与北方的两江总督与江苏巡抚的不同说法。在现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这份关于内阁政策的备忘录是一份最为重要的文件。
更有价值的是，作为一份国家秘密文件，它表达了内阁的毫不掩饰的情绪。我同意阁下您关于“希望共同行动并合作以促进全面的目标”的看法。
3月12日，包令写信回复帕克。他先是对帕克的书信内容感谢了一番，然后说道：“无论叶名琛阁下的事实陈述在短期内会对清朝『政府』的政策有什么影响，我很高兴地认为，缔约国的行动将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因为这些行动受到了一个普遍的信念的刺激，即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并且有机会建立在一个比当前更令人满意的基础之上，西方国家有共同合作以实现这个重要目标的意愿。”
显然，咸丰皇帝及督抚们的“政治智慧”，都在这些密谕中有充足的体现。比如，避敌锋芒，使其“无隙可乘，废然思返”；在夷人孤立时，不要刺激夷人，也不要主动示好；夷人唯利是图，可以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