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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尤其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商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欧洲的商业与政治文化，使欧洲社会具有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阶级流动『性』”。丹尼尔·笛福在1726年出版的《地道的英国商人》一书中写道，在当时，绅士参与商业并不丢人，商人加入贵族行列也并无不妥：
简言之，英国的贸易造就着绅士，并已使绅士布满这个国家。因为就像那些出身最高贵和出身最古老的家族的人一样，商人的子辈——或者至少是孙辈——开始成为地道的绅士、政客、议员、枢密院官员、法官、主教和贵族。
这种阶级流动『性』使商人与贵族之间产生了一种“相似的利益”（asimilarityofinterest）。当商人也能成为英国下议院的议员时，这种“相似的利益”进一步得到加强。正是因为贵族与商人具有“相似的利益”，换句话说，正因为贵族和商人结成了利益共同体，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勋爵才不远万里出使中国。
正是因为这种利益共同体的存在，欧洲商人所了解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对中国的态度，以及他们所希望的对华政策，就不再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也是政客和议员们的事情，同时也成为了国家的事情。
正是因为这种阶级流动『性』，或者说，正是因为利益共同体的存在，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以及后来的美国，建立起了一套高效的情报收集和处理系统。基于这套系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可以及时地发送到公司决策层的办公桌上，经过公司决策层或者专门的智囊机构——比如独立的汉学研究机构或者『政府』所属的汉学研究机构——初步分析后，又呈送到国家决策层的办公桌上，成为制定国策的基础。
重要的是，因为公司决策、国家决策建立在情报分析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公司利益、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报的可靠程度，以及情报分析的准确程度之上，无论是公司还是国家的决策层，都会要求基层情报提供者提供真实的信息，因为“相似的利益”的存在，它同时成为基层情报提供者的自我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情报收集及分析处理过程中对真实『性』的追求，与情报对外公开发布时的真实『性』是不同的概念。出于各种目的或动机的考虑，比如出于党派斗争或集团利益的需要，公开发布的情报往往已经过修饰。
而在专制国家，比如大清国，因为个人前途往往取决于上司的喜恶，因此，欺上瞒下成为一种必然文化。于是，最高统治者看到的信息往往与真实情况相距甚远，而依据这些信息作出的决策往往误国误民。
通过制度安排，无论这种安排是有意为之，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再加上舆论引导，西方国家的决策者们——贵族、议员、政客、商人们等——可以将“利益共同体”的圈子不断扩大，这样做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情报，还可以调动更多因素来贯彻自己的决策。
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在英国伦敦的董事们日常处理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分析和作出经营决策，再就是处理与海外的分支机构的关系，既要让海外的雇员们踏踏实实做事，又要确保他们的忠诚。他们与设在雅加达、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和广州等地的分支机构之间，是通过商船往来传递彼此的文书来进行沟通的。这些文书已经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材料。
对身在伦敦总部、极有经济学素养的董事们来说，只要有足够的信息，分析并作出经营决策并不是一件难事，难办的事情在于，让海外的高管及雇员们努力并且忠心地为公司卖命。
在1816年2月刊上，《亚洲杂志》披『露』了东印度公司涉及与印度和中国进行贸易的人力资源的部分情况：
除了大约8万名水手之外，在东印度公司的轮船上还有大约1。4万名指挥官和军官（官员）。在泰晤士河为公司航运提供日常品供给的店主有大约1。2万家，他们雇佣了大约1。3万名劳工，所有这些人，再加上他们的家人，仅在泰晤士河上为东印度公司服务的人数就在3万人以上。
在17世纪初期，海外雇员们的薪水并不高，比如，负责撰写文书的文员的年薪大概是20英镑，一般经理的年薪大概是30英镑，总经理（比如前面提到的在广州的罗伯茨）年薪大概是350英镑，个别的年薪为500英镑。因为薪水平常，在东印度公司，雇员利用职务之便谋私利的事情十分常见。比如，根据公司档案，理查德·威克姆（richardwickham），一位在日本工作过5年的普通职员，年薪最多不过55英镑，但是，在他于1618年去世之时，遗产中的现金达到了1400英镑。最终，他留下的不动产被公司以调查之名扣押。
为了在公司内部杜绝秘密的私人贸易，1674年，东印度公司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允许在印度的海外雇员及自由商人（多数是前雇员）在亚洲范围内从事港到港之间的贸易，但规定有些商品则只允许公司进行贸易。他们还可以将宝石、麝香、龙涎香、某些香料、『毛』毯、贵重的丝织品等商品卖到英国去。根据档案，在18世纪中期的时候，商船从中国返回英国时，指挥官可以将38吨重的私人货物装载上船。
1834年，英国『政府』结束——无论是否不得已而为之——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更是扩大“利益共同体”另一种努力。
正是在这些背景之下，在中国与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之间，贸易关系上出现的任何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几个散『乱』的商人的利益，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利益，最终体现为一个国家的利益。
第20章 马嘎尔尼的收获（）
100多年前，英国人对中国军事情况的了解到底有多少？
仍然得从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出使中国说起。前文已经交代过，如果从是否完成出使目的来看，这次出使并不成功，有关增加通商港口、在北京派驻代表等要求全被乾隆拒绝。但是，他们此行并非没有收获。
他们得到大量有用的情报。
1797年，马嘎尔尼勋爵与陪他出使中国的另外两名贵族——乔治·斯汤顿以及伊拉斯谟·高尔爵士（sirerasmusgower）——一起将出使过程写成了一本书。在这本书中，他们不仅列出了中国各省的人口数、面积、财政收入（含土地税、盐税及其他税项）、农作物产出的情况，还列出了上至总督、下至县官的收入情况，列出了中国的军事开支情况，包括各级军官、各兵种士兵的数量及其收入情况。
书中列出的各级军官的数目，以及每位军官的年薪情况是：18位提督，年薪4000两银子；62位总兵，年薪2400两；121名副将，年薪1300两；165位参将，年薪800两等等，其他各级军官的人数及年薪也一一详列。军官们的年薪总数为1，974，450两。
书中列出的中国各兵种数据是：步兵100万，每年军费2400万两；骑兵8万，每年军费3840万两；每年花在马匹上的开支是160万两；军服上的开支是720万两；装备、武器的磨损以及应急事项每年180万两。所有这些开支加上军官们的年薪支出，每年军费总数为74，974，450两。
马嘎尔尼等人掌握的情报来自一位名叫van…ta…zhin的清朝官员。van…ta…zhin可能是“王大臣”音译，既可能指王姓大臣，也可能指某位亲王大臣。至于后者是无偿提供情报还是出卖情报，我们不得而知。
英国外交官亨利·埃利斯则告诉西方人，清朝的军官们对国家的军力毫无信心。1816年，埃利斯跟随阿默斯特勋爵出使北京。次年，他将出使经历集结成册。他写道：“中国对军事的无知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军官们——无论其级别多高——毫不迟疑地承认这一点。”
英国人总是从各种渠道收集并更新情报。
1823年6月出版的伦敦《绅士杂志》引用了法国汉学家德圭格尼斯的数据：中国有步兵60万，其中，旗兵35万，绿营25万，另有骑兵24。2万人。不过，这篇文章的编辑者评论说，德圭格尼斯有关旗兵的数字过高，因为中国喂养马匹有限，同时很难从外国购买战马。文章写道：“中国骑兵既没有卡宾枪，也没有手枪，只有长矛和马刀。”文章甚至提到旗兵与绿营在体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