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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原因呢？
陶汉章将军说：“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外，主要是反教条主义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被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工作，先后担任过训练部副部长，军事科学研究部副部长、部长，训练总监部科学条令部副部长。”谈到这里，将军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一位个子高高、和蔼可亲、戴眼镜的长者，他就是南京军事学院的创始人——刘伯承元帅。
那是1950年底，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对陶汉章说：“『毛』『主席』写了封信给刘伯承同志，叫他回来办军事学院，你去送这封信，征求一下他有什么意见。”
陶汉章当天就持着『毛』『主席』的亲笔信乘飞机到重庆见刘伯承。刘伯承看了信对陶汉章说：“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陶汉章将军把这几个字写给我看，说：“他的意思就是皇帝有命令，不要等车子，跑步就走！”
于是，在刘伯承的主持下，南京军事学院组建了，陶汉章被调去当刘伯承的助手。对于陶汉章将军来说，这是一段既值得留恋又值得回味的日子。
“有一次，刘帅把我叫去，说有些学员反映，我们教的都是苏联的东西。现在课程上到《战役法》。为了便于理解，你是不是讲一讲《孙子兵法》。我说，自己虽然1936年看过孙子，现在都忘光了。这个东西不好讲呀！刘帅说，没有关系，我们把战役系的教员都叫来一起研究一下。第二天，刘帅就召集我们开了个座谈会，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孙子》是一篇散文，虽然分成13篇，但其中观点重复和相互雷同的地方很多，按照文章的顺序讲不太好办。我想可以讲以下六个问题。这六个问题是：一是智谋；二是兵势；三是奇兵和正兵；四是虚和实；五是论用兵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六论用间。”
陶汉章将军说：“那天刘帅布置任务后，我又看了一遍孙子，很难理出个头绪来。听了刘帅一席话，茅塞顿开。但我说，智谋是不是改为谋略为好。刘帅拍案叫好。那时候领导水平越高越虚心，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这六个问题30年后成了我写《孙子兵法概论》的主要框架。”
“还有一次，刘帅又把我叫去，神『色』严峻地对我说，我今年60多岁了，你还年轻，能不能帮我做一回赵子龙，在前面冲杀一阵子？接着他告诉我，为了纪念斯大林诞辰，军事学院苏联总顾问罗哈里斯基中将为他准备了一篇讲稿，题目是《斯大林军事科学的优越『性』》。他说，我看了一遍，觉得文章里面一些提法有些夸张。但考虑到两国的关系，又不便改动。我讲，就代表学校，代表了中国军队，似乎不太妥；由你去讲就不要紧了，你去当一回赵子龙怎么样？”
一个领导请求一个助手帮忙，这怎么好推辞呢？
这里有一个背景，那时正是1953年，从北京刮下了一阵风，要批教条主义。
军事学院的一些学员们也纷纷向学校提意见，要批判照搬苏联一套的教条主义。
所以这次讲课更具有很大的风险。
第二天，陶汉章拿着《斯大林军事科学的优越『性』》讲稿走进坐满了高级领导的课堂时，眼睛不禁湿润了。刘伯承早已坐在讲台的一侧微笑地望着他。开课的铃声响后，刘伯承还过来给陶汉章倒了一杯水，轻声说：“你就像在前台演戏一样，我在后面给你‘把风’！如果他们提问题，你不要回答，我来回答。”
后来刘伯承果真挨了批，在军委扩大会上流着泪作检讨。陶汉章当然也未能幸免于难，他成了搞教条主义的黑干将。这也是陶汉章将军20多年没有写东西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坐着轿子参加革命
1933年冬，在一条通往湘赣边区的崎岖山路上，行进着一顶慢慢悠悠的轿子。轿子里坐着一位穿长袍、戴礼帽的先生，面孔白净，眉清目秀。
他，就是前往投奔红军的青年陶汉章。
“我是坐着轿子来参加革命的，”陶汉章将军告诉我，“这在当时的根据地可成了大新闻啦！”
我们知道红军队伍中大多是工农分子，他们都是赤着脚来参加革命的，而陶汉章却坐着轿子来参加革命，这放在现在也是新闻。近年来，我采访了100多位老将军，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所以任弼时政委很重视，他当天就接见了我，”陶汉章将军继续回忆，“任弼时告诉我，知识分子要工农化，要准备吃苦，要准备打仗。”
将军出生在五代书香世家，祖父是清朝翰林，父亲当过江西国民议会议长。
本来他完全可以在家过富足安稳的生活，但他不愿在家里“舞文弄墨”，偏要到红军队伍中去“舞刀弄枪”。
到了红军队伍后，他没想到事与愿违。一心想“舞刀弄枪”的他却唱起了“舞文弄墨”的角『色』：湘赣军区红军学校教员、主任教员，湘鄂川军区红军学校教务主任、军事总教；庆阳步校队长兼教员；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教育科长、训练部副部长；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副教育长，华北军政大学教育长……陶汉章“舞文弄墨”还真弄出了名堂来。他在从事军队教育工作中先后编着的七本书都走向了战场，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正因为“舞文弄墨”，使他的“成分”老被打入另册，一有什么运动，便首当其冲地挨冲击。
“文化大革命”中，陶汉章将军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身陷囹圄。1971年平反出狱，那天正好过重阳节，老将军有感而发，挥笔写了一首诗：
几度重阳几度秋，壮士暮年心悠悠。
愿挑重担肩重任，自愧无功着轻裘。
盛世伯乐应常有，度外沧桑任去留。
读罢马列出书塾，轻帆稳舵泛中流。
不知怎么这首诗传到了叶剑英元帅那儿。叶帅读着读着笑了，他说：“诗是好诗，就是有点牢『骚』。”
1993年初，在叶帅的推荐下，陶汉章将军被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任副校长，继任军事学院副院长、顾问。
第44章 陈士榘：十万大军神秘进出罗布泊（1）（）
核时代苦恼着人类，“核后”时代仍然苦恼着人类，因为核武器的意义至今不明——人类并没有真正经历一场核战争。
于是，产生一种幽默：最厉害的武器不再是武器，它只是个心理威慑。
——朱苏进《战争与人》
1994年初春的南国羊城，正是英雄花盛开的时节，笔者采访了共和国上将陈士榘。一位86岁的老人，仿佛一座小山似的从内室缓缓移到客厅来。他的衣着有点出格：身穿紫红『色』对襟大褂，头戴一顶黑『色』花缎小圆帽（印尼苏加诺总统戴的那种帽）。方方的脸庞上，嘴阔、鼻高、耳大，双颊绯红，浓浓的两道剑眉下，一双曾经洞察战争风云的眼睛依然闪烁着智慧和敏锐的光芒。
老人不用拐杖，推开家人和秘书的搀扶，径直走过来和笔者握手，然后转身坐在沙发上，依然像一座山。
陈士榘将军是仍然健在的秋收起义参加者之一（还有一位为张宗逊）。在红军时期，他曾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是林彪十分赏识的高参。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过八路军的主力115师参谋长。在解放战争时期，他转战华东，出任过战功赫赫的第三野战军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将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第一任司令员，曾任特种工程兵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士榘将军一生戎马倥偬，战功卓着，然而最为将军所自豪和乐道的，是他亲自组织和指挥了我国“两弹”基地的建设。
一次惊险的秘密飞行
一架苏制伊尔军用飞机缓缓飞离北京，飞机经太原到银川，绕行兰州，再直奔新疆哈密。蓝蓝的天空中，呈现出一条被拉长了尾巴的大“s”形航迹……陈士榘将军回忆：“不知道是由于飞机飞行高度的逐渐上升，空气越来越稀薄，还是什么原因，好像有一沉重的东西压在我的身上，感到呼吸都有些困难。我使劲地做了个深呼吸，透过机窗玻璃，鸟瞰大地……”
1958年盛夏，陈士榘将军率30多人在北京西郊机场乘机飞向祖国的大西北。
同行者不是那些跟随将军身经百战的将士，而是一批彬彬有礼的专家学者，他们是二机部、科学物理研究所和工程兵勘察设计部门的专家，还有几位负责核试验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