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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增删修改，其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感受长征原生态的经历和情感。而且，尤太忠将军的河南口音使我的记录肯定有不少错误，特别是人名地名，有待于知情者校正。
“我们四方面军是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走到中间又返回去了，在四川南下，那时说，打下成都吃大米。这是两过。第三次又返回来，北上陕甘。我们走了三次啊，困难得很啊。过草地有的走一二十天，有的走半个月，有的走个把月，红军到了陕北好多人开了小差，回去了，不干了。太艰苦了。”
60年了，那一个个战友的容颜，还鲜活地在将军眼前晃动。
“我当指导员时，第一个连长是唐镇国，第二个连长是邓世松。邓世松在草地上挨了藏民的冷枪，死了。藏民打枪准得很。用的是猎枪，打得身上到处都是子弹，都是小子弹头。我当营教导员时，营长叫陈坤昌，打天水铺牺牲了。可惜了，小个子，打仗勇敢得很。本来我们两个在一起走，他说到前面去看一下，就被打死了。那个人不牺牲，现在是很优秀的人。我们团长是孙传章，以后的团长是王采会，再以后是徐子文，可惜了，都牺牲了，他们都是很优秀的干部啊。
“出了草地后，师长蔡宏如，在打天水铺牺牲了。那一仗打得苦啊，279团团长高原亭负伤了，政委牺牲了，主任负伤了，274团团长也牺牲了。就是271团没有伤亡，它是预备队，伤亡最大的是我们279团。几个红军老团，打仗是很强的啊！
第30章 尤太忠：战将的风骨（2）（）
“我们那时饿得都走不动。主要是饿得走不动，那真是饿得走不动了。没东西吃，没棉衣穿，没被子盖，冻死了，饿死了。走着走着躺下一个，走着走着坐下一个。一个冷，一个饿，就走不动了。死了好多人啊，都是饿死的，走不了了。到了夜晚，在草地上睡，也没有被子盖，又冻又饿，身体弱得很啊，晚上睡下来就走不了了。眼睁睁地呀，大家都是一样呀……
“我开始当指导员，后来当营教导员。干部做模范，带的干粮给走不动的人吃。也就是一点点干粮，给得也不多，就给半碗炒面。我打仗缴了一个大衣，还不是我捡的，是通讯员捡了给我。我穿个大衣，那时连棉衣也没有。走不动哪有人抬啊？哪有什么收容队啊？营里干部、团里干部牲口都不骑。一个营只有一两匹牲口，拿出给别人骑，能骑几个人啊？
“最后没有吃的，把干部骑的马，用枪打死了。有的把牛皮烧了炖着吃。我就吃过牛皮。把『毛』钳掉烧掉，用水洗一洗，放盐煮一煮。煮熟后装在口袋里，装几块，走走饿了咬一口，走走饿了咬一口，那时管什么味道不味道啊！
“张国焘我见过好几次，动不动开大会讲话。出了草地，到陕北我还见过他两次。能力是可以，想另立中央，能力再行当了反革命就不行了。西路军失败了才反张国焘，西路军不失败反他是反不下去的。那时就是四方面军人最多，4军、9军、30军、31军都很能打，李先念那个军很能打。那时四方面军人多啊，七八万人，一方面军减员大，二方面军减员也大，四方面军到陕北还有四五万人。”
在长征途中倒下的同志，尤太忠将军许多都还记得，但有的姓名想不起来了，有的只记得绰号。他们连同姓名都永远消失了。“这个数字，我记得清楚得很，我要跟你们讲一讲……”
将军扳起手指头，提高嗓门，一字一顿：“我那个连队，从四川出发，是106人。走出草地时，还剩下53人！”损失了齐齐整整的一半。
尤太忠将军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但遗憾的是他晚年没有留下详尽的回忆。他晚年阅读了大量的战争回忆录，但他就是不想写。
他曾经对笔者说：“讲真话吧，会得罪人；不讲真话吧，又讲什么呢！战争年代，那么多人牺牲了，生命都献出了，你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可吹的。”
有一次，他曾对一位老部下崔明礼说：“我问你，打羊山集时你是连指导员，你们在山上进入战斗时，全连有120多人，战斗下来就剩你光杆一个。你说现在要写的话，你怎么个写法，能都记到你崔明礼的名下吗？”
采访后，笔者很快就写好了一篇专访，题目《那半个连队，留在了草地——访尤太忠将军》。按照惯例我把这篇文章送给尤太忠将军审阅，但万万没有想到，将军竟不同意发这篇稿子。6月1日，笔者收到了尤太忠将军对这篇稿子的批示，在打印稿的左上角空白处，将军用签字笔写道：
吴社长：
此稿，我坚决不同意发表。
尤太忠530
笔者百思不得其解，反复望着将军的批示默默发呆，确实弄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如果事实有误，还可以修改嘛；不同意发表就不同意发表，为什么还要加两个字——“坚决”。
本来，笔者还想打电话和将军商量商量，但当拿起电话时，似乎又看到了那一双铜铃狮眼间紧紧拧起的眉头——威严而又坚决。笔者不敢违背将军的意愿。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篇稿子都符合发表的水平和要求，但将军为什么要“坚决”枪毙它呢？后来笔者才渐渐明白，尤太忠将军不是对这篇文章不满意，而是对那段历史有他内心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
那是1986年，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总政治部有关单位向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下达了上演一部写好剧本的话剧任务。当时上面的指示是，总政拨给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2万元，不足部分广州军区自己补，演员不够可到海军借。谁都知道这个任务的政治背景和完成它的潜在政治压力，而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尤太忠将军竟然向军区政治部指示：“我们军区不演这个戏！”
尤太忠将军的夫人王雪晨对我说，他真是吃了豹子胆！那天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孙志承再次向老尤请示：“首长演不演？”老尤果断地说：“不演！”孙志承为难地说：“我们不好对总政说。”老尤说：“不好说我来说。”于是，老尤打了一个电话给总政文化部的一位处长，他说：“这个戏我们军区决定不演了。”
对方说：“这是xxx的指示啊！”
尤太忠将军回答：“天王老子的指示也不演！”
王雪晨回忆那段经历，至今仍心有余悸：“他打电话时，我就在他身边。当时我担心极了，我悄声说：‘你这样说，非要丢官不可。’结果他对着电话又补充了一句：‘就是撤了我这个司令，我们也不演！’”
将军拍案，震动京华。据说此事在北京军界上层曾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元帅和将军们议论纷纭，最后还是邓小平说了话才不了了之，但这件事在将军以后的经历中投下了重重阴影。
在和尤太忠将军交往的过程中，笔者曾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他：为什么不愿上演这部话剧？尤太忠将军眉头拧得紧紧的，回答简单而干脆：“那是瞎编。”将军说：“1981年我在成都军区就看过根据这部剧本拍的电视剧，看了一半就把电视关了。”
这部话剧作者是三过草地、九死一生的为数极少的女红军之一，她是最早把长征历史搬上舞台的剧作家。这是她在70年代创作的大型话剧，当时报刊介绍：
“剧中突出地表现了『毛』泽东与其战友周恩来、朱德等粉碎了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以无产阶级的胆略和气魄，领导红军冲破敌人的封锁，胜利到达陕北的历程。”1981年，在北京首次公演。当时有报道称，该剧是符合主旋律宣传要求的重要作品，同时也是对“四人帮”禁锢的文艺路线的重要突破，但尤太忠将军却不这么看。
“总政要军区演这部话剧，我专门把剧本要来看了三遍。”将军把右手掌握成拳头，然后伸出一个个指头，一、二、三、四地数落道：“哪有那回事嘛？四方面军39军9师师长要跟『毛』『主席』、党中央北上，结果不让他北上，把他枪毙了？9师师长我熟得很，叫汪乃贵，住在武汉元宝山，前几年才去世。还枪毙了两个团长？四方面军的团长我都认识嘛，哪有被枪毙的？
“哪有那回事嘛！她（剧中女主角）与张国焘斗争？我还不知道？她编的‘反对『毛』周张博，右倾向北逃跑’歌，教我们在一个礼拜学会，这歌我还记得嘛，四方面军的老干部谁不知道？”将军夫人王雪晨『插』话补充道：“我们到北京看望几位老首长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