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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这褒中带贬的话，阎锡山面带苦笑，举杯和朱庆澜碰了下后，一饮而尽。放下酒杯，阎锡山又鼓动道：“若子桥兄不反对，南京方面我帮你疏通。相信这样的大事、好事、善事，当局肯定会同意的。”
按朱庆澜原本打算，这次来拜访阎锡山，就是想先用自己儿子一家的事情在话语上拿住阎锡山，进而提出向绥远转移灾民的事情。只要阎锡山点头了，那灾民抵达后，便可暗中进入西北。没料想，阎锡山竟别出心裁，想祸水西移，用大量灾民去冲击、消耗人民军的方案来。这虽正中下怀，不过，朱庆澜心中暗笑，可面上却是一副迟疑、为难的样子。
“救助灾民明明是当局应尽的责任，百川可不要全推到我头上。再说，若是大量灾民运输，那可不是个小事情。就算能动用内燃机车以减少时间，这其中还涉及到铁路沿线的问题。何况，灾民可不仅仅是平绥、正太两线附近省份的，还有陇海线上的河南、陕西等地。”
叹了口气，朱庆澜又道：“在热河抗战和冯焕章察哈尔抗战之后，南京当局就对我有所不满。这也是我为何跑到这里跟百川要地盘的原因。”
朱庆澜这两年的景况阎锡山也听说过一些，当下便笑道：“子桥兄放心，我对南京现在的情况还算了解，有把握让当局同意我的方案。不过，你要是从海外得到的物资有富余的，别忘了多关照下晋省百姓。”
“你还是那么会算计。”朱庆澜忍不住乐了。
两人商定了大致的安排，便推杯换盏，吃喝之际，随意聊天。
“百川，人民军现在占据了你晋西北几县，你就不想拿回来？”朱庆澜趁机问道。
“怎么不想？可大意之下，丢了再想拿回来可就不容易了。”放下酒杯，阎锡山喟然长叹，“要说，晋绥军也是经过多年摔打的，可这些年下来，下面的人心思也多了，打起仗来这精气神就差了不少。加上保德那边还有不少外国人，投鼠忌器之下，也只能维持现状了。”
“仔细想想，你老弟眼下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啊。”朱庆澜故做不经意地来了一句。
“可不是吗？”阎锡山开始大倒苦水，“平津和察哈尔那边，日本人步步进逼，这距离平绥线和晋绥两省可就不远了。中央军以追剿红军的名义进入川、贵，而山西南边就是黄埔嫡系的刘经扶在，谁知道这中央军会不会北上入晋？河西，延河以北是人民军，延河以南6县又是共党，这人民军现在是暂且安稳下来，可共党会不会过河东进却殊难预料啊。”
“要我说，日本人来了是要你投降做汉奸、当傀儡；南京那边是想削藩，好对晋绥如意指使；共党来了会鼓动底层民众断你的根基；人民军来了是和你争地盘。”朱庆澜却不被阎锡山的诉苦所迷惑，一笑之后，又道：“你老弟也不用和我叫苦，该如何权衡取舍，你心里肯定有数。”
阎锡山仔细一回味还真是这么回事，便说道：“子桥兄见解精辟依子桥兄看，我该如何应对才好？”
“这算什么精辟？你是利害攸关，当局者迷罢了。”朱庆澜一笑，“若我是你，人民军已占据晋西北，强邻在侧，打又打不得，那便应尽力结好。若能结成盟好，其他几方也必然会有所顾忌。同时，整训队伍，构筑工事，做好防备其他几方的准备。不过，日本人那边是一定不能结交的，免得落个汉奸的骂名。”
说到最后，朱庆澜已是满面肃容。
“子桥兄高见，兄弟受教了。”阎锡山知道朱庆澜一贯的抗日立场和自己心中所想有些不合拍，却也真真假假的拱了拱手。至少，阎锡山认同首先要稳住人民军的想法。
此番畅谈之后，朱庆澜又在太原待了几天。而阎锡山则向南京当局发去了一份密电。
在该电中，阎锡山分析了从开春以来北方数省持续的亢旱，指出夏粮减产、绝产在一些地区已成定局。并提醒南京当局要防范夏季洪涝之后，灾民流离失所及为人鼓惑铤而走险。
接着，阎锡山提出在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承担此次救灾所需情况下，应借助民间或海外力量。并提到朱庆澜能得到海外华人在粮食、衣物等项上的支持。
随后，阎锡山便建议由朱庆澜以民间救灾方式，转移北方各省灾民去西北，使大量灾民进入人民军控制区域，以达到“消耗其物资，增添其内乱，动摇其根基，迟滞其发展”的目的。同时，阎锡山认为此举既能减轻中央和地方省份的负担，又便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加快进行有关建设，进而为将来平定西北创造条件……
汪兆铭、蒋中正等一干南京当局的要员们见到阎锡山的这份电报后，一番合计之下，大为心动。这种既省了自己的钱粮，又增加敌人麻烦的好事，傻子才不乐意呢。于是，阎锡山的这份建议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到汪、蒋等人的一致通过。随后，南京当局又通过阎锡山和在太原盘桓的朱庆澜联系上，敦请其去南京面商要事。
南京的大员们对朱庆澜能取得美国华美公司对救灾物资处理上的授权委托是颇有一些眼热的。不过，华美公司是美国公司，又摆明了救灾是民间活动，不愿与当局合作，大员们虽然心中吃味却也无奈。当然，从另一角度讲，中央和地方节省下来的救灾所需也等于他们赚了。
在南京，汪、蒋等人竟前所未有的对朱庆澜热情相待。不过，老蒋手下的人却话里话外的希望朱庆澜能从有关物资中挪出部分，以供应军需。这当然被朱庆澜所拒绝。
经过一番争论后，朱庆澜总算和南京方面就有关灾民转移、安置事项取得了一致，获得了南京当局签署要“地方政府予以协助便利”的批文。
作为华美派来协助朱庆澜的保德工业区经理施密特，在见证了一系列的洽商过程后，非常不解。在回程的路上，施密特问道：“朱先生，为什么你们的中央政府如此对待国民？我感觉两者间的距离象海的这边到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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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比邻天涯（三）（）
第十七章：比邻天涯（三）
听了施密特的问话，朱庆澜默然无语。过了一会儿，他才声音低沉地说道：“要员们是高高在上的老爷，又怎么会去了解底层民众的疾苦？哪怕有些人曾经深入灾区，嘴上说的好听，可那也不过是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罢了。要员们和底层民众在现实中的距离或许有时很近，可在心理上，却有天涯之远。”
见施密特在琢磨这番话，朱庆澜以为他没听懂，便又解说道：“我们这个国家，现在依然是枪决定人，军队决定权力，不象美国。现在，掌控一切权力的中央政府是由一个党选出的少数人组成的。政府实际上只对党负责，不对民众负责。党内按照纪律，却又是党员对党的首脑负责。这样的组织，也就决定了政府是不会对民众真正负责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1928年9月召开的二届五中全会上就宣布全国进入训政时期，由国民政府执行训政职责，并决定以五院制组成国民政府。不过，这个五院中虽有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等的区别，但却统一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并且国民政府主席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
其后，因蒋、汪等人之间权力斗争，特别是中原大战后，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上成为虚职。为了挽回影响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老蒋在1930年10月电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前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商讨约法问题。其后，在提前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国民会议，制定约法。
虽然在形式上，31年5月召开的国民会议代表涵盖了地方农会、工会、职业团体、自由团体等民选代表，以及国民党中央委员等，但实际上这些与会人员都有着或深或浅的国民党背景。也就是说，31年召开的国民会议是国民党一手包办的会议，是为了达到以法律形式掩盖**实质的工具而已。
31年的国民会议在5月8日召开，12日就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并决定6月1日由南京政府颁布实施。
一部事关未来一定期限内带有国家根本法性质的约法，其制定竟如此仓促而在这部约法中，对民众权利的保障很是笼统、模糊，更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具有可执行性的具体措施。也就是在这部约法中，规定了国家政权由党代表行使，政府由党产生，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