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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个以前曾和司徒老哥说过，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牵挂，近阶段之内并不想加入什么政党。”赵振中婉言谢绝后，又接着说道“我们几个从没有过政党建设方面的经历，也就谈不上对致公党现况有什么好的建议，陈先生有些问道于盲了。”
听了赵振中如此说法，陈炯明等人心中正感到有些失望的时候，赵振中却又接着说道：“不过，我看过一些史书，也开办过一些公司，觉得里面有些东西似乎对陈先生还有点参考价值，我就说说。要是说的不好的话，还请陈先生和在座的各位先生指正。”
“小兄弟就不要客气了，有什么想法就说说，我们这几个老头子也好好听听。”司徒美堂笑道。
“纵观古今历朝兴盛，究其原因，无非是‘法令严明，任人唯贤’，外加物资充足而已。”赵振中说道，“法令严明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秩序，使得贤良为用，宵小辟易，让各项事务能够按部就班地进行；而任人唯贤又能及时弥补法令中的不足，让制度乃至秩序充满活力；二者可谓相得益彰。当然，在这二者之外，还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资以供应用。否则，就是法令再严明，任人再唯贤，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概括起来说，就是将制度、人、物的作用综合到一起发挥作用，这其中，人的作用居于首要地位。”
“在现代，随着各种公司的出现，历史上的那些因素已经具体为制度、组织、资金、场所等因素。完善的管理制度、有效的组织机构、充足的发展资金、稳定的经营场所绝对是一家发展良好的公司所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这其中，完善的管理制度和有效的组织机构可以使公司上下齐心合力，为实现公司利益而努力工作，体现的是人和制度的作用；而充足的发展资金和稳定的经营场所作为公司发展壮大的保证，体现的则是物的作用。”
“公司是一个组织体，政党也是一个组织体，公司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这几个条件，对于政党的发展也同样不可少。想想当年孙文、黄兴、陶成章等人所各自领导的革命党，除了因为当时要躲避清王朝的缉捕而缺乏固定的活动场所外，制度、组织、资金都是不可或缺的。当然，除此之外，政党的发展壮大还必须要有思想理论做指导。这一切，从国内两个争斗不休的政党身上就可以得到验证。致公党要想发展壮大的话，不妨也考虑从这几个方面着手。”
赵振中所说虽然有些过于泛泛，没有涉及到具体方面，但这种从历史和现今、从公司到政党的角度，概括出一个组织体发展所必备条件的说法，却让陈炯明等人感到耳目一新。而且赵振中所说的也确实有道理。
“赵兄弟说的确实有道理，不过对于我们致公党有没有更具体一点的建议？”陈炯明问道。
“我对致公党内部的情况不了解，也就不好妄加评说。”赵振中斟酌说道，“不过，我个人觉得致公党现在海外的布局对将来的发展有些不利。现在致公党作为海外华人的政党，其总部在香港，而其根基却是美洲致公堂，这在管理上肯定不便。加上美洲这边华人又分散居住，自行其是，南洋那边还要实行建国方案，实在对致公堂乃至致公党整合力量不利。”
“看看国内那两个在苏联人帮助下建设的政党，虽然他们现在的制度不见得是最好的，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至少这两个党在管理制度、组织机构方面有许多可供致公党借鉴的地方。客观点来说，这两个党的组织、管理模式更有利于将全党力量整合在一起，发挥出合力。”
陈炯明听了之后，皱眉思索了一会儿，说道：“那两个党在制度上、组织上的做法确实有可供借鉴的地方，但他们各自奉行的主义却不是致公党所能拿来用的。可如果没有一个相当的思想理论指导的话，那所谓的学习借鉴恐怕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啊。”
赵振中思索着说道：“一个政党肯定是要在党纲中确定自己的历史任务的，而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没有比实现独立自主、民主富强更大的任务了。同时，对于海外华人来说，也没有比让他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更为重要的任务了。我觉得致公党不妨对这两个方面加以考虑。当然，在党纲中规定的话，尽量笼统一些，千万不要出现‘南洋建国’等字样，以免使得列强警惕起来，增加方案实施的难度。”
陈炯明闻听之后，顿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第十八章 ：绸缪南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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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是主张向来是一个政党纲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在辛亥之后成立的那些政党，由于理论上处于幼稚状态，对国际、国内形势缺乏科学分析，也就无法形成正确的纲领。即便后来在历史上主导中国几十年政局的那两个大党，也是在苏俄帮助下才提出了各自的纲领，有了各自所尊奉的主义。
对于在25年成立的致公党来说，由于该党的总部和党的根基都在海外，对国内所发生的各种情况就更缺乏了解，加上该党又是一个从洪门会党改组而来的政党，缺乏有关政党的实践经验，也就难以提出明确的纲领。历史上，作为致公党总理的陈炯明，是在1927年冬天所发表的《中国统一刍议》中完整表述出致公党“三建主义”的。所谓的三建主义，是指建国主义、建亚主义、建世主义，其核心思想依然是陈炯明此前所倡议的“联省自治”。
所谓“联省自治”，是辛亥革命之后到1924年之间，中国国内一些政治人物所倡导的仿照美国历史上由“邦联”到“联邦”的一种治国思想。具体来说，它一方面容许各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省宪，依照省宪自组省政府，治理本省；另一方面，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以建立联邦制国家。
这种联省自治的主张，在辛亥之后，曾为很多人物所接受。孙文在1914年于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时曾坚持在党章中写上“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1920年的时候，孙文又特意撰写了《地方自治实行法》，提出了试办地方自治的区域范围，具体顺序和方法。也就在1920年，**在湖南提出了“湖南自治”，甚至设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只不过，孙、毛两人后来因为接触到其他思想而各自放弃了联省自治的想法。
在整个20年代的中前期，联省自治运动曾一度波及湖南、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西、奉天等省，可谓声势浩大。但随着北伐军的不断胜利，特别是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联省自治也在中国彻底失去了市场。
正是因为国内局势的变化，陈炯明在27年底所完整表达的“三建主义”面临着失去核心思想支撑的局面，致公党的纲领也就显得有些尴尬。而赵振中的建议让陈炯明意识到，国内现今的局势致公党已经难以发挥更大作用，而南洋建国才是未来致公党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况且，如果南洋建国成功的话，致公党就有了领导管理一个国家的实际经验，也肯定能够丰富、完善该党的纲领，将来反而会扩大致公党在中国大陆的影响。
念及于此，陈炯明心中顿觉轻松不少，对有关致公党的整合问题也有了一定主意，便不再问有关政党的问题，而是问起有关南洋建国方案在执行方面的事情来。
“那赵兄弟认为我们实行南洋建国方案的话，在第一、第二阶段都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我此前也没有执行过这样的方案，同样缺乏经验。”赵振中说道，“我只能就我想到的一些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在整个南洋建国方案中，最重要就是对方案的保密。如果这个方案被泄露出去的话，特别是在方案头4年的准备阶段中被泄露出去的话，那整个建国行动肯定会失败，南洋各列强势力今后也势必会提高警惕，整个方案将再无实现的机会。所以，对于致公党来说，这个方案即便是高层也只能限于极少数人知道。而且，最好建立起一支专门的保密队伍，不但要严格控制南洋各个基地人员的进出，还要对知晓情况的有关人员建立相应的防范措施，以避免有关消息被泄露出去。至于华美投资公司这边，除了我们今天到来的三人知道这个方案外，其他人都不知晓，而且今后华美公司除了通过司徒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