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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青呢，则始终在中下层人群中间有极大的威望，她当总统的时候，就推动日薪一两运动，时至今日也只有最发达的地区的日薪能够达到一两，因此落后地区的劳动者就更渴望能够提高工资。
这也让她组织工会顺理成章，让工人阶层天然的就接受了她。
那么一旦米青上台，经济危机之中，最盲目的中下层就等于看到了希望，就不容易乱，否则谁知道这些无产工人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会干出什么事情，苏俄化现在看来没市场，倒是很有可能跟极端民族主义结合，从而法西斯化。
如果共和国法西斯化了，对整个世界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杨潮没有那么强烈的国际意识，但是法西斯最大的伤害还是对本国，尽管二战中德国看起来风风火火，德国人对阿道夫无比崇信，可那是因为他们之前在战后受到的屈辱和苦难太深重。阿道夫给他们带去了稳定，短时期内他们的心理落差太大，感受到了虚幻的幸福感。
反观意大利法西斯，墨索里尼上台初期，也是很有威望的，但是法西斯的集权主义，一开始确实是解决经济的一剂良药，可时间一长，大家心中的热情骤减。而法西斯也开始陷入沉闷，经济问题再次出现，意大利人对墨索里尼的信赖也就降低，甚至最后出现吊死他的事情。
可以肯定，任由阿道夫执政，十年没事，二十年肯定出问题，还需二十年以上的跨度。德国这种经济模式肯定要出问题，太多的资源投入了军事工业。短时间内刺激了工业发展，但长期以来是一种严重的消耗，人民的生活水平自然比不上那些消耗更少的国家，长期对比之下，人民的幸福感降低，他们自己就要反对纳粹了。
但法西斯这种整体。往往是人民拥护之下上台，但当人民反对的时候，他们是不会轻易下台的，镇压和大规模的内战，恐怕是最后的结局。
杨潮可不想中国沦入这种境地之中。中国一旦爆发内战，那必然是旷日持久的，重蹈民国大乱的覆辙。
因此现在选择李富安是有助于解决经济基本问题，选择米青则能安抚社会稳定的问题，两者相权还是很难取舍的。
这两个各有所长，也各有短板，但不是最重要的，但也不是无法弥补，只要他们愿意听从正确的建议，杨潮自信自己拥有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两人能虚心接受，积极配合，问题其实并不大。
米青不用说，她不是一个强势的领袖，之所以倾心政治，杨潮不是很理解，这毕竟是一个女人，也许仅仅是幼时受到的男女不平等的遭遇所影响，所以心中才有中要证明自己不输给男人的执拗，也许是出于一种理念抱负，但同时她不是很激进，甚至乐于扮演一个象征，放手让手下全权负责，就好像当年她将检察权全权交付给副总统李富安，从而开启了一种政治模式，那就是现在的大总统主持全局，副总统专管监察的模式。
李富安在自主性上比米青要坚持一些，心里总是有一些小别扭，并不是那么听话，但他有时候只是表现的强势，内心其实远没有潘训那么强大，因此他只是表面上显得强势，真正遇到重大事情上的时候，反而有些畏首畏尾，难以决断。这种人其实并不适合当一个领袖，更适合当一个经理人，在董事会指挥下工作。他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却不具有决断的魄力，他有极强的组织能力，却缺乏承受压力的能力，如果有一个强势的人在指挥他，他往往会更好受一些。
因此米青当了总统，其实会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按照杨潮的建议形式。李富安当了总统，也会在大事上听从杨潮的建议。
所以说这两人谁当选，对杨潮来说，对他将来的计划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如果潘训当选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自主自强的家伙，他的能力没问题，决断的魄力也不差，承受压力更不用说，这甚至是一个遇到困难会欣喜的家伙，这种人如果掌握了权力，必然是一个强势的领袖，他总是积极的派出其他人的影响，别说听从别人的建议了，杨潮给他建议，甚至有可能被他感觉到是对他权力的威胁。因此这几年杨潮才十分的低调，很少跟潘训互动。
正因为潘训这种性格，让杨潮感觉到，一旦他再次当选，那么在大危机期间，很有可能自行其是，杨潮根本就无法介入经济调整，这次危机的深度，却是一个需要全民一致，共同努力的事业。
如果潘训当选，他却不具备应对这种危机的经验和知识，又不肯听从杨潮的建议，那么到时候势必引起激烈的权力斗争，全民一致，众志成城都还未必能平稳度过这次危机，更不用说政治内讧了。
所以阻击潘训，是杨潮坚定不移的态度，不仅仅是要给中国政治树立一个规矩，更是应对即将到来的困难的一种准备，因此尽管在米青还是在李福安之间的选择还有些困难，潘训却从来没有进入过杨潮的考虑范围之内，这是一个三选二的问题。（。）
第五百四十二节 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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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通过最低工资制度？”
分别跟米青和李富安会面，米青提出了她的执政核心。
米青点点头：“立法规定最低工资，这是全世界大国的通用做法，没道理我们始终视而不见。如果不通过立法，只靠呼吁的话，效果并不好。”
欧美国家在建立社会福利社会的过程中，这个最低工资保障，其实就是社会福利中最重要的一环。
如果按照教条的经济学模型来看，规定最低工资，其实对工人本身并不好，这等于是限制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剥夺了一部分缺乏竞争力的工人的工作，因为这等于是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他们会倾向于减少使用工人，降低就业率。
可经济学是一门学科，经济本身，却不单单是经济学的范畴，而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经济学理论太过倾向于效率了，却忽视了组成社会的人，经典的经济学理论甚至认为，税收也是对经济的影响，因为政府收税等于是从经济体中抽走资源。
但社会问题，必须考虑一个社会稳定，甚至稳定是第一位的，效率只能排到第二位，所以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完全按照经济学原理来运作，起码不敢放弃税收，没有税收，就没有管理经费，等于放弃了政府管理，等于是无政府主义。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美好的愿望，往往带来不利的影响，因为人有时候极其盲目，并不会理性的看待问题。比如规定最低工资制度，立法提高工资，往往会起到反效果，会造成底层工人的失业。但却会得到工人的欢迎，这不符合经济效率，但却满足了人心，人心稳。则社会稳。
所以大部分国家宁可牺牲效率，来立法规定最低工资，目的不过是在取悦工人，事实上却是伤害最需要保护的工人，任何制度。到最后没有竞争力的人，总是受伤最大，可他们还以为自己得到了利益。
“好吧，立法吧。”
杨潮赞同道，他知道不好，但是工人以为好，朝三暮四暮四朝三，只不过是一个心理满足感的问题。就好像猴子不满意早上三个桃子，晚上四个桃子，养猴人就给他早上吃四个桃子。晚上吃三个桃子，于是猴子就满意了一样。
“那么你如何应对潘训对农民选票的拉拢呢？我知道你在工人中的支持率非常高，但我国的农民数量是超过工人的，工人，甚至加上所有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整个国家层面，也不过占到了3成左右。你如何满足7成的农业人口的利益需求呢？”
你不能满足农民的利益需求，就无法让农民将手中的票投给你。
米青道：“也许只能许诺提高粮食关税。”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杨潮开始，中国就免除了从巴西进口粮食的税收。所以每年中国都从巴西进口海量的粮食，然后中国每年都向巴西移民近十万人，如果提高粮食关税，巴西政府肯定会做出反制措施。已经出现的移民问题苗头，就会立刻尖锐起来，如果让巴西民族主义借机掌权，恐怕对中国来说等于彻底失去了在巴西这个有潜力养活中国人口的国家，形成决定性影响力的机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农村土地收益确实不高。因为粮食太过便宜，可这会让农业人口大量迁移到其他产业，是对工业化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