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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群众。
第四条，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是很重很重的话，任何意义上的革命都说不上，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都说不上。这里没有采纳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反革命的意见。这涉及到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同『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严格区别开来的重大问题。包括用语，用于林彪、江青的，绝不滥用于『毛』泽东同志。更不用说『性』质不同，他们是反革命，『毛』泽东同志是左倾严重错误。
小平同志再三讲，在这个问题上要实事求是，要恰如其分。现在这个《决议》，分寸是掌握得很好的。事实证明，对这样的评价，反应是很好的。
讨论中也有的同志讲，现在的批评还不够，这件事情没讲，那件事情没讲，有的同志甚至说，我们旧社会的道德叫隐恶扬善，家丑不可外扬，为尊者讳。这一段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不是遵循旧的道德观念。该批评的都批评了，有些细节略而不写是必要的。小平同志讲，对林彪、江青的重用，是事实，《决议》里写了重用了这几个人，要是有人问，为什么重用？这就属于枝节问题。批林批孔，结果批评周恩来同志。《决议》讲，『毛』泽东同志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讲到这里就行了，其他也略而不提了。
这里涉及到用不用路线的提法，十年文化大革命用不用路线错误的提法。小平同志讲，这里说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个判断实际上比路线错误更严重。经过反复考虑、反复讨论，中央下决心，从这个《决议》起，不用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的提法。包括写历史上的错误，例如内战时期，说王明左倾错误使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有同志主张，加上左倾路线错误不好吗？现在没有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观察党的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错误，难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缠。索『性』连王明也不提左倾路线错误，而实质已经说清楚，是左倾冒险主义导致了红军根据地和白区工作的严重失败，红军从30万减少到3万左右，党员从30万减少到4万左右。
文化大革命过程的三段，是按照历史顺序写的。这里既写了敌人的捣『乱』，也写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也写了我们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同林彪、江青的斗争，对『毛』泽东同志错误的抵制。这部分按照历史的情况讲了，『毛』泽东同志在哪一段里曾经做过什么好事，尽管从全局来讲，错误是严重的，但是做过好事，对党有过贡献，不能因为有严重错误就忽略这些东西。对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他的错误还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所以，有的外国友人说，一方面讲错误，同时讲贡献，表示我们党对『毛』泽东同志的谅解，这种谅解是诚实的，不是违反事实的。这个评价我看很对。我们不是为了谅解而硬编一些他没有做过的好事，来减轻、平衡他的严重错误，而是严格按照历史的面貌，严重错误不含糊，可是做了好事，对党对人民有贡献，我们也如实肯定。也就是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否定应该否定的东西。
提交六中全会讨论的稿子，第23节有二三百字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反革命的本质，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全会讨论过程中间，郝建秀同志说，起草人出于好心，想把『毛』『主席』同林彪、江青区别开来，实际上这样一比，倒把『毛』『主席』比低了，革命家怎么能跟林彪、江青相提并论呢？她主张把这段删掉。这个意见很好，中央接受了这个意见。《决议》掌握一条很严格的界限，就是主要处理党内问题，不是处理对反革命分子的批判和论断的问题。
《决议》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广大群众，一方面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也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不同程度的抵制。正因为这种共同斗争，才使得我们尽管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虽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固定资产增加一倍半，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每年平均为百分之六七。这当然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我们终于战胜了这些反革命集团。党、国家政权、人民军队的『性』质，整个社会的『性』质，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证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顽强的生命力。
在讨论文化大革命所以发生而且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的时候，大家都在考虑，将来会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呢？《决议》的分析表明，多种特殊的原因、特殊的条件的综合作用，才造成文化大革命。这些原因和条件消失以后，再像1966年到1976年那样搞文化大革命，起码是很困难的。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同志有那么高的威望，他的一些主要论点又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形成那么一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只要我们全党和党的领导同志，都从文化大革命、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的觉悟都大大提高，而且党和国家从制度上进行一系列改革，我们就一定可以避免重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因此，我们应该是有信心的。《决议》的分析是多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除了『毛』泽东同志领导上的错误这个直接原因以外，第24节着重分析了两个方面的社会历史原因。有的同志觉得不容易理解，但是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写得比我们过去的认识深刻多了。篇幅很短，把很多意思浓缩成为千把字，要真正理解其中的道理，理解其中的相互关系，确实比较费力。要真正把这些道理说通说透，需要有若干篇有分量的文章来详加论述。
第一个原因提出了几个层次的问题。
首先，搞社会主义的历史不长，经验不多，许多问题的答案需要我们去探索，难免犯错误。有同志说，1966年总比开国的7年经验多了，那时候经验更少，为什么搞得很好，后来倒犯了那么大的错误呢？所以，光讲这一层还不行。
其次，意思是，『毛』泽东同志不愿意停步，不断地探索，党很难抵制他的左倾错误，很多同志反而接受了这种左倾错误。党内多数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都是在长期阶级斗争环境中成长的，熟悉和习惯于阶级斗争的观念，阶级斗争的经验，阶级斗争的方法，而对于新的情况却很不熟悉。所以，在『毛』泽东同志探索出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道理以后，尽管我们一时跟不上，但是总还是想办法跟，后来就一步一步接受了。
再次，我们都相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还多次提倡我们读马列，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讲，庐山会议闹了大笑话，几百个中央委员，上了政治骗子的当。他反复要我们读《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他自己也从这些著作中找理论根据，用他的探索来证明这些理论，又用这些理论来证明他的探索是符合马列主义的。我们都认为，『毛』泽东同志在马列主义的修养上，水平比我们高得多，因此相信他，相信他对马列主义的解释。而恰恰在这些问题上，《决议》说，从领导思想上来看，把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了。
最后，《决议》肯定了我们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这一条，任何时候都站得住。这场斗争是他们挑起的。我们不能受欺负，才被迫应战。但是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接着『毛』泽东同志就讲，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没有这个危险吗？于是把国际斗争引到了国内、党内。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个问题以后，你说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搞社会主义的人，对威望这么高的人提出的这么一个问题，脑子里头不想一想？想一想是完全合乎当时的思想状况的。
《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书由北京出版社于1981年10月出版。
第4章 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
这几个层次的因素凑在一块，尽管文化大革命初期说，我们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