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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及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和盗掘，他们发现了大量的中国古墓，其中还有一些是朝鲜的，这种无耻的盗掘一直延续到1911年。
期间鸟居龙藏将盗得的文物全部运回日本并且高价出售，很快就成为了日本有名的文物贩子和收藏家。作为好友，鸟居龙藏并没有对松本信广隐瞒，同时还希望可以与松本信广合作，进行更大规模的文物走私和盗掘。
对于这种一本万利的买卖松本信广本就垂涎三尺，两人一拍即合，很快一个由松本信广出钱鸟居龙藏出人组成的盗墓集团再次登陆中国。一时间中国东北地区的古墓遭殃了，只要稍稍有些线索的墓葬就逃不过这群强盗的盗掘，期间松本信广以及鸟居龙藏还联合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盗掘了旅顺刁家屯汉墓。
随着这种罪恶生意的不断进行，松本信广的资产也迅速扩大，到1928年时他的个人资产已经达到了1120万日元了，成为大阪城里有数的大富翁大商人了，即便是松本家族整个家族资产加起来也不足他个人资产的十分之一。
松本信广以为自己已经到了这一辈子最为辉煌的时候了，之后的生涯不会再为金钱所困扰了，因此他打算就在大阪城成立自己的松本家族。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皇室的人找到了他，要他加入一个组织——金百合！
原本像这种自己找上门来的陌生组织，松本信广是不打算加入了，但是当得知这个金百合组织是干什么的之后，松本信广就知道自己没有别的选择了，除非加入，否则就会被彻底人道毁灭，因为这个组织并不是民间的商业组织，而是一个服务于日本皇室的神秘组织。
加入金百合之后，松本信广才知道，“金百合组织”是一个只为执行一个名为金百合计划而成立的特殊组织，这个计划主要是执著而隐秘地实施掠夺被占领国财富，主要是黄金以及其他文物艺术品。这个计划的最主要组织者均为皇室成员，其执行者包括一部分高级军官以及日本社会没有家族牵绊的独立商业天才，松本信广就是属于后者。
至于这个组织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松本信广不得而知，当然也无权知道。但是他却知道这个组织是于1931年全面进入中国的，而他则是中国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真正为他们发号施令的不是别人，正是日军大本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
他们进入中国主要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确保占领军在被占领国所掠夺来的巨额财富最终必须流入天皇的金库中。所以金百合组织是一个隶属于日本皇室的神秘组织，它包括金融、会计、簿记、船运专家及各种宝物专家。机构由皇族成员监督，通过操纵黑社会来实行。
随着松本等人一起进入中国的还有数以万计的日本浪人以及黑龙会成员，也许现在很多人都听说过山口组——日本最大的合法黑社会！但是实际上山口组只不过是黑龙会覆灭后才崛起的一个小社团，即便是山口组最强盛的时候也不可能与黑龙会相比。
黑龙会是日军大本营扶持的一个特大型黑社会，是真正的暴力团伙，其会中真正的核心成员就有数万人，外围成员数十万，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和社团制度。
黑龙会进入中国东北后像挤奶似的榨取着中国的财富，金百合组织就是要保证日本皇室能够吃到被榨出来的那层奶油，而且还要吃到最大的那一块。
金百合组织很隐秘，除了本组织的成员知道以外，只有少数统帅级的高级军官知道他们的存在，即便是中将级别的师团长都不知道他们。就拿华北方面军来说，整个方面军只有冈村宁次和参谋长笠原幸雄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其他人一概不知道，当然了负责执行计划的人还是知道一些秘密的，就比如天津驻军司令官稻川直卫。
这一次他是奉命随同永野修身大将一起到中国押解一批从中国掠夺来的文物和黄金的，而这批黄金都是侵华日军近两年来通过各种手段抢夺来的，只是松本信广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在阴沟里翻了船，而且还翻得如此惨。
对于松本信广交代的这些东西，许卫国无法判断真假，当即将这些东西通过电报发到了归绥。
接到许卫国的电报之后，马铮沉默了。松本信广这个人历史上是有记载的，对他的描述只有一个特征——盗墓贼。
在民国期间，中国境内活跃着大量的盗墓贼，甚至于不乏那些大军阀，比如孙殿英等人。但是最活跃的头号外来盗墓贼，当是日本人。
日本是长期觊觎中国优秀文化资源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对中国进行文化掠夺的国家之一。早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便根据顾问九鬼隆一的《战时清国宝物收集办法》，颁布了《敌产管理法》，要求对被占领国图书文物的“搜集”。
民国期间，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其侵华的动机之一，就是掠夺中国财富，大量的中国文物被抢到了日本，至今，日本乃是中国文物最大的流散地、收藏国，其国内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无不藏有中国宝物，如果没有几件像样的中国古玩“镇馆”，那就不是博物馆。（未完待续。）
第八百一十二章：猖獗的日本盗墓贼（求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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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了这项“侵略国策”，日本军人在中国境内是无恶不作，有的甚至把中国文物当战利品送给日本皇室。
旅顺口东面黄金山下的唐代崔诉凿井题名碑刻，这是原存于东北地区的惟一唐碑。在20世纪初，侵占旅顺的日本海军司令富冈定恭便将之盗走了，并作为占领旅顺口的纪念礼物掠运回日本，献给了天皇。此物现存放于日本东京千代田区皇宫建安府前院的石亭内，碑亭正面的石桁上还刻着“唐碑亭”三字楷体亭名。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各部专门配备了“文物搜集员”，他们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一定的文物专业知识。每占领一地，“文物搜集员”便对当地文物古籍进行全面搜刮。日本人在中国境内大肆盗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疯狂进行的。
为此，日本派遣各种“考察团”，分赴各地区对文物、书刊等进行搜索和甄别。
除了军方以外，日本还成立了一些劫掠中国图书文物的专门机构，如“满铁调查部”、“中国中部占领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以及设在日本东京的“政治经济研究所”等等。还有一些所谓的学术团体，如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日本东亚文化协会等等，专门在华从事文物掠夺和破坏的所谓“研究”。
从清末开始，日本人就有计划在中国境内进行盗掘活动，成批有双征身份的日本考古专家、历史学者进入中国，在学术研究的旗号下，对中国境内，特别是东北境内的古墓古遗址进行盗掘。
其中有两个时间节点尤其值得注意：即1931年和1937年。前者发生了“九一八事件”，此后中国东北地区成了日本盗墓贼的乐园；后者暴发了“卢沟桥事件”、国都南京沦陷，此后，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所有被占领区都能见到日籍盗墓贼的身影，中国成是日本盗墓贼的天堂。
他们在行盗时，手段和名义很多。或以“探险”为名，如大谷中国探险队，或以“学术考察”为名，如鸟居龙藏在中国境内的活动，或以中日“联合考察”为名，1927年滨田耕作等人在中国旅大地区的盗掘活动，或以“旅行”为名，如由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带队分别带领的三个日本“学术旅行队”，在江浙地区的盗掘活动……
其中更多的直接以“考古”的名义，在中国境内进行公开盗掘活动。如1935年，南满医科大学教授黑田源次禾、竹岛卓一以日满文化学会的名义“调查”辽庆陵。1938年，“奉天国立中央博物馆”馆长三宅悦宗、斋藤武一带领“考古队”，盗掘抚顺辽金时代土城遗址；由帝国东京大学等高等学术机构，以东亚考古学会名义派出的各种“考古队”在中国境内的盗掘。
如同臭名昭著的“731部队拿中国活人作毒菌试验、进行**解剖一样，日本人也把中国的古墓古迹当作他们的考古实验对象和教学实习基地。他们在中国的盗掘活动，成就了一批日本考古专家：浜田耕作、原田淑人、鸟居龙藏、水野清一、江上波夫、关野贞、竹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