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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开平煤矿的工程师，一战时的美国救济委员会主席和美国粮食总署署长，现任联邦政府的商务部部长，未来的第三十一任总统，二战后还跟着麦克阿瑟在日本那里发了一笔横财的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clarkhoover）。
说起来，袁大师已经认识了三任的共和党大统领，那就是哈丁，柯立芝和胡佛。
而他最早结识的是小约翰？卡尔文？柯立芝（johncalvincoolidge，jr。）。去年11月他还是以华尔街爆炸案嫌疑犯的身份住在纽约长老会医院的时候，柯立芝就过来探过病，还在医院门前发表了一篇质疑纽约司法部门和boi的演讲。
袁燕倏能洗清嫌疑还有这位副总统一份功劳来着……好吧，华尔街boooooom确实不是他干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还是受害者呢。
再加上柯立芝是以古典自由派保守主义者而闻名美国，他特别推崇小政府和自由市场，照理说应该和袁大师这位新古典自由主义大师很有共同语言。
其实袁燕倏自然早就想和下一任美国总统搞好关系，奈何约翰…柯立芝和沃伦…哈丁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位副总统和哈丁总统待人处事那是两个极端，他非常不好打交道，有点生人勿进的意思。
此君有个绰号叫做“沉默的卡尔”。其实作为一位政治人物，柯立芝还是蛮擅长演讲的，不过他平时话非常少。
一个可能是杜撰的故事是这样的：一次，女诗人桃乐茜…帕克（dorothyparker）在一次晚宴中坐在柯立芝身边，对他说；“柯立芝先生，我刚和一个朋友打了个赌，他说我不可能让你说出两个以上的词。”
柯立芝看了她一眼，回答说：“你输（youlose）。”
后来，闻听柯立芝病逝时，帕克还说：“他们怎么判断出他死了的？就凭他不说话了？”
柯立芝经常看似对华盛顿的时尚社会水土不服。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继续参加如此众多的宴会时，柯立芝答：“总得找个吃饭的地方吧。”
所以我们的袁大师一直找不到机会接近以“柯立芝繁荣”而著称的柯立芝总统。
不过眼下他倒有个机会接近一下以“胡佛大萧条”而著称的胡佛总统。
而胡佛大概是历史上最“了解”赛里斯的一位美利坚大统领了。
毕竟他起家的地方就是天津的开平煤矿。更确切地说，要不是1899年他到中国来当这个煤矿工程师，那么他应该是当不了1929年的美国总统的。
第一百五十章 读后感
本章副标题：提示一下，这章只有干货和私货，没有剧情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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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在1924年出了一本自传，叫做《冒险年代（yearsofadventure），1874…1920》。
看这个书名就知道了，这本回忆录主要记述的是他从出生到参加凡尔赛和会期间的人生经历。而这个书名也正是他前半生的真实写照。
出生于1874年的胡佛抵达中国天津的时候年仅25岁，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胡华。那个时候他是英国著名采矿公司比维克…莫林公司的工程师。
他的年薪超过两万美金，这在当时绝对算是高薪。别忘了，罗斯福担任海军副部长一年也只不过拿到五千美金而已。
因吹斯听的是，短短三年之后的1902年，胡华离开中国的时候已经坐拥400万美金的巨额财富。
当然啦，他的回忆录里面对我大清这起国有资产流失案那是轻描淡写。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家那也是凭本事讹……嗯，挣的钱，谁叫我大清就是那么废柴呢？（笔者注：开平煤矿和胡佛的关系有兴趣的病友百度就好，笔者在书中就不多赘述了。）
但是如果读过《冒险年代》这本回忆录，那么像袁鸿渐同学这样一百年后的读者就会发现胡佛确实是一个眼光敏锐的政治观察家。（笔者注：以下内容是慕容从书中手打摘录。）
首先，他对于赛里斯这片土地和上面人民有着某种敬畏之心。
他在书中说到，“无论这个人的经历有多丰富，无论他对这个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理解有多深刻，他都无法对一个历史上下三千年，拥有四亿人口的庞大民族妄加评论。在我的印象之中，我对中国人民怀有恒久不变的敬佩之情。”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口大约占总人口10％，他们的智力水平很高，他们有思想，也有道德感。他们的文化是全世界最古老且最悠久完整的文化。在艺术、文学和哲学领域，中华文明都孕育出了丰硕成果。”
一个二十世纪初的西方白种人能说出这种话，可以说是非常难得了。
其次，他对赛里斯社会的认识甚至要比某些赛里斯人还来得正确。
他意识到，“中国的第一资源和第一技术就是农业。……三千年来，几亿农民都在勤勤恳恳地耕种，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现象！一亩地产出的粮食重量可能都超过了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地方。”
好吧，胡佛在这点上完全可以说是和天魔传人英雄所见略同了。要知道天魔传人的同志们还孜孜以求想着模仿十月革命占领大城市的时候，他老人家早就对此嗤之以鼻，并且苦口婆心地劝说同志们应该扎根农村。
而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穿林北腿依然不明白这一点。他拥有绝对军备优势400万的大军为什么总是被120万小米加步枪的匪军吊打。最根本的原因，占领大城市的国民政府没有掌握这个国家的最大生产力，那就是农业。
所以打到后来炮党的财政垮台不稀奇，不垮台才稀奇呢。
胡佛还总结，“中国人思维中的一些奇怪想法导致他们无法很好地适应西方管理机构的方法……中国本地最基本的组织形式是分包制。即使是在政府里，一千年来，总督都必须每年支付给君主一定数量的资金，并以司法制度维持秩序。总督将责任转包给下一级的地方道台，他们依次转包给更小的地方政府。每一级官员在上缴税款的时候，都会产生大量的税款余额。通常情况下，这些多余的税款就会为私人所敛，也就是侵吞公款……甚至中**队都是在分包的基础上接受管理的。”
同样以国共为例，炮党在“歼敌一亿，虎踞宝岛。”之前，收粮还是靠地主，打仗还是靠军头。而另外一方在抗战期间已经让自己的经济上深入农村基层，而在军事上早在三湾改编时期就“支部建在连上”。
最后，虽说他也很难摆脱自己的时代局限性，对于赛里斯人的有着基于种族主义的刻板印象，比如他说“中国人的头脑要比起源于欧洲的民族缺乏机械理学的思维。”
不过他有些观察是对的，“直到几年前，中国人都谈不上有任何的民族精神。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我们称之为爱国主义的这种强烈情感。”
并非是要贬低一百年前的赛里斯人，但是现代民族主义本来就不是天生的。不经历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华民族日后不一定会有那么坚定的意志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强大起来。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袁大师不去阻挡抗日战争的爆发。他只求中国少死点人，最好外国多死点人，随便哪个外国都好。
而且胡佛对于中国的民主化也有自己的见解，“在90％的文盲面前，在人民群众极低的生活水准之下，这一想法（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会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幻想，认为在中国能够建立某种民主的寡头政治。”
“民主是西方人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实施需要建立一个我们应用于生产和分配的管理机制。我的担忧在于，在中国任何真正的民主政治都会败在它的管理方面。”
先管理再民主，这么简单的道理一百年后居然还有那么多人不明白。
幸运的是，胡佛的担忧的情形没有在赛里斯发生，倒是在我们几个隔壁邻居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回忆录的第六章《在中国的工程师生涯》的末尾他提出了警告，“但是我所说的一切并不是要诋毁这个伟大的民族，只是给西方人提供一个警示，中国并不会被西方化。”
嗯，这么一个具备敏锐眼光，具有冒险精神的人物在后世的名声却也不咋地。原因自然就是因为大萧条中他的表现实在是太差的关系。
不过么，这件事情确实也怨不了他，如果他和柯立芝调换一下，那绝对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