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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能再去街上卖煎饼果子了，因为她根本算不对账，连简单的两块五毛钱她都掰扯不清，更不要说摊煎饼了。她曾经把煎饼摊得又薄又圆，细滑香软，抹上面酱，撒上葱花，点上辣椒、胡椒，卷裹上一张酥脆的油饼，折叠成一小方，装进塑料袋里，递给每一个匆忙上班的路人。看他们吃得狼吞虎咽，她就有种小小的满足和得意。她觉得幸福其实很简单，就像摊煎饼，只要用心，幸福就能在手中变得细滑香软。现在，她却无法再继续她的简单幸福了，因为她的手总是不自主地打战，无论是煎饼还是幸福，她都没有能力控制。摊煎饼用的三轮车长久地闲置在自行车棚里，蒙上了越来越厚的灰尘。
刘莉莉飞快地衰老着。此时的衰老和起早贪黑的劳作无关，和烟熏火燎的炊事无关，和街面上的废气、嘈杂无关，和时常不断骚扰她、白吃煎饼不给钱的几个小流氓无关，和一张张细滑的、散发着葱香的煎饼无关。她的衰老源于负罪和深深的不安。一切修养和维护都无法阻止她的衰老。
她在一个秋风凛冽的早晨，偷偷把李亮的骨灰带回了李亮的老家。天空是秋日惯有的寒冷。她鬼祟地穿村而过。几户人家院子里的黑狗被陌生的气息惊扰，它们警觉地立起黑塔一样的身形，血脉贲张，目光如炬，隔着院墙发出一阵强似一阵的狂吠。犬吠声连成一片，嘈杂响亮，铺天盖地。刘莉莉慌了，她紧紧地搂抱住怀里的孩子和骨灰盒，仓皇地奔跑。事实上奔跑的只是她的念头，她的腿和脚被来自心灵和身体的重担压得寸步难行。她踉踉跄跄，跌跌撞撞，很多次都险些栽倒。她终于逃出了村子，身后还有隐约的犬吠声。她舔着干裂的嘴唇，喉咙里是枯柴劈裂式的疼痛。她想哭，却莫名其妙地笑了。
她在村西头的乱坟岗刨了个坑，把李亮的骨灰埋了。这里埋葬着李亮父母的骨骸。刘莉莉已经分辨不出究竟哪一个才是她公公婆婆的坟头。她想好歹离得不会太远，一家人在一起能有个照应。李亮再十恶不赦都是她的丈夫，她不可能不管他。毕竟，这个男人和她一起生活了三年，三年中还是有许多值得回忆的东西。那些回忆在深夜的某个静寂的时刻还能打动她的心，只是回忆中的李亮和强奸杀人犯李亮怎么会是一个人，刘莉莉到死都没想明白。
做碑的时候，石匠问刘莉莉碑上刻什么字。刘莉莉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她嚅嗫着说“就先这么着吧。”“啥？就这么个光板？”石匠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寻思着，把眼前这个低眉顺眼的女人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半天。不是见不得人的相好吧？石匠想。
刘莉莉终于把什么字都没有的青石板偷偷摸摸立在了李亮的坟前。站在李亮的坟前，一滴眼泪都没有。她无法在石碑上诉说她的哀伤、羞耻和思念。她实在不愿意让了解真相的人往李亮的坟头上吐口水。她甚至担心哪天乡亲们得知了真相，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个坟头铲了、平了。那样的话，李亮就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刘莉莉想着，蹲下身，抓起一把尘土涂抹在了泛着青光的无字石碑上。潮湿的、新鲜的泥土气扰乱了刘莉莉的神经，令她心神不宁。她从四周搜罗来一抱又一抱枯黄的落叶，精心地抖落在李亮的坟头上，她甚至跑到几座陈旧的坟头前轻轻撸下人家坟头上的一层浮土，拔下人家坟头上的一些衰草，转回去更加小心、刻意地修饰着李亮的坟头。就像一只产下卵的雌性蛇颈龟，为了保护那些卵，逡巡忙碌在草丛深处，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伪装着自己的巢穴，直到满意为止。她希望那些狐疑地看着她和孩子上了乱坟岗的人，再狐疑地看着他们离开，永远都不要追问她和她怀里的孩子从哪来，又在乱坟岗上做过些什么。
冰冷的斜晖被横在半空的颓枝撕碎，凌乱地洒在荒凉的坟岗上。刘莉莉突然想起这一天她还没吃过东西，不仅是她，儿子也没吃过。刘莉莉回头寻看，不到两岁的儿子闷瓜正坐在不远处的老槐树下啃着自己红肿的小手。小手上还有残存的饼干渣。闷瓜对无名石碑不感兴趣。碑底的昏黑、惨淡、邪恶或者悔恨与他毫无瓜葛。他也理解不了母亲刘莉莉的不安和心酸。对闷瓜而言，曾经有个叫作爸爸的男人抱过他，给他买过冰淇淋、汉堡包、气球、玩具手枪。和他在一张桌子上吃过饭。在一张床上睡过觉。在他更小的时候，那个男人也许还整夜整夜哄过他，亲过他，洗过他的尿布，给他喂过奶粉、蛋黄、水果泥……现在，那个男人离开了，不在了。仅此而已，仅此而已。当闷瓜懵懂无知的脑袋行将开启智力和记忆的闸门的时候，那个男人被一颗子弹带离了世界，永远离开了闷瓜的生活。闷瓜今后的喜怒哀愁乃至生或死都将与他无关。所有残存的、微少的记忆都会被时间的河流淘洗得一千二净，分毫不剩。
闷瓜还无法理解死亡的确切含意。闷瓜关心的，是他饿得咕咕叫的肚子。他从上午就在不断哭闹，奋力蹬踹抱着他的女人，希望借此引起她的注意，他没能得到期望中的回应。被他叫作妈妈的这个女人，今天像个傻子一样无知无觉。闷瓜哭得精疲力竭，就趴在女人的肩头睡着了，睡眠与寒冷和饥饿有关，一点儿都不美妙。等他醒来，女人的表情和神态仍然没有变化。闷瓜记起了挂在脖子上的小布包，他总是可以在小布包里找到馒头或饼干。闷瓜放弃了对女人的指望，他在小布包里摸索到了饼干。它们有可爱的模样，小鸭子、鲤鱼、白兔、牛、老虎和猪。闷瓜就着流到嘴里的鼻涕吃掉了它们。当他被女人放到地上的时候，他自己蹒跚着走到老槐树下，尿了一泡又黄又臊的尿。开着裆的棉裤边被尿湿了，贴在他的小屁股上冷飕飕凉冰冰。他坐到地上，用黄土掩盖那里的潮湿和寒冷。他开始关心他脚边的一群蚂蚁。它们在洞口来来往往，忙忙碌碌。闷瓜不知道这些会动的小黑点都在忙些什么，它们看起来又蠢又笨，形迹可疑。但闷瓜知道自己有能力主宰它们，他比它们强大，强大得多。他用一只脚就足以改变眼前的一切，把它们踩得稀巴烂。所以，当闷瓜看烦了它们的时候，就伸出自己的两只小脚，飞快地在地上跟踏，尘土覆在了闷瓜的棉鞋和裤子上。蚂蚁洞口不见了，蚂蚁的尸体横七竖八，更多蚂蚁的尸体被尘土封埋得不知去向，活着的，东奔西逃，乱作一团。闷瓜抬起脚，咯咯咯地笑了。
后记
清寒
《雨杀》获奖后一直未遇到合适的出版机会。
不急。我对自己说。我仍然相信命运在以另一种方式让我稍安勿躁，继续像貔貅一样贪吸给养。而《雨杀》，作为我笔下第一个孩子，似乎注定要多经历一些艰难，多经历一些等待。她静守在文件夹里，默默注视新生命的诞生，目睹她的弟弟妹妹们从呱呱坠地，历经修整，慢慢长大，直到最后找到各自的跑道，一个接着一个起飞。
不急。我对她说。总有一个起点是你的，等我们找到它，就是你试飞的时候。
1月的一天，魏人老师发来短信，他说“海云，方便回个电话。”哦，原来上天早就安排好这样一个机缘！
2010年11月，《雨杀》的获奖让我有幸踏上彩云之南美丽而多情的土地。我们下榻的湖泉酒店是一个美丽的度假村，坐落在三千余亩的生态园区里，依山伴水，草木冉冉，空气里弥散着绿植的馨香和水汽的清冽，有世外的宁静与和谐。矮式小楼采用东南亚的建筑风格，如一粒粒木珠，静掷在水中央，由迂曲的回廊衔接勾连。浓厚的异域情调不免让人想起热带轰轰烈烈的阳光、平阔的岛屿、菩提树和文殊兰。
正是在那儿，我第一次见到魏人老师。魏老师说他过去经常会独自从北京飞来云南，就住在湖泉酒店，完成创作。我能想象得出一个成熟的男子，于午后的阳光里，骑着单车从斜坡上缓缓滑下的情景。车轮下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落叶承接过碾压，清点着旧日的裂痕，暴露出岁月的无华，变得凝练、淡然。这样一幅图画，足以打动我……魏老师诙谐幽默，平和健谈。他谈文学，也谈生活。阳春白雪亦或下里巴人，无一不被他的急智解构出新的意象和趣味。
因《雨杀》相识、其后又一直对我的写作保持关注并给予我诸多鼓励的魏人老师，终究成了为《雨杀》牵线的人。《雨杀》在这根红线的牵引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婆家”，找到了自己的起点和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