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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因为工作关系，尤其令我担心。他是一位经纪，替相熟的公司搭线，赚取佣金。他没有固定收入，不走运时只能靠我替房东打工的微薄薪金蝴口，不过妈然谈得成生意，便跟我上茶楼，还要上三楼，真奢侈固。为了找客户，他每天跑遍香港九龙，所以他遇上示威衡突和炸弹的机会比我大得多。我跟他说要小心一点，他总会回答：“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怕死的话便赚不了钱，赚不到钱，咱们便会饿死。横竖都要死，还怕什么？人要冒险，才能得到世间财嘛！”
虽然我不像大哥那梭子，要来往港九各区，但有时也要替何先生送货收货，离开店子。为了察觉危险，我已习惯眼观四处，打醒十二分精神，每天走在街上时，都会留意附近有没有可疑的人物或物件，左派分子通常会在炸弹放置位置贴上反政府的标语或口号，就像新春在大门贴春联似的，左联“红烧白皮猪”，右翳“生炒黄皮狗”，横批“同胞勿近”，不过用的是白纸，我可能该说“像灵堂的挽对”才贴切吧，“白皮猪”指英国人，而“黄皮狗”便是“为虎作伥”的华人员警。我想，对左派支持者来说，甘愿替英国人卖命的中国人跟日本侵华时期的汉奸无异，都是背弃了民族大义的卖国贼。
而华人警员似乎比洋警官更愤怒，更痛恨这些左派。
我见过不只一次，员警铁腕对付市民。
在这个非常时期，一般大众都知道凡事小心，不要惹祸。如果被员警盘问，千万别出言顶撞，因为一个不留神，被对方盯上，下场便是被抓进监牢。“五月风暴”发生前，员警已有不少特权，像何先生的货物稍稍占用了大街的路面，便会被员警发告票，不过如果事前有打点一下，付一些“茶钱”给巡逻警员，这些小问题便能私下解决。然而，暴动发生后，员警有权拘捕“可疑分子”，“妨碍警务人员办公”、“拒捕”、“参与骚乱”、“非法集会”等等，都是单凭警员一面之词便能定罪的指控。
想不到，以“莫须有”入罪，会在今天的香港社会出现。
在湾仔春园街，我经常遇到两位巡警，一位的编号是六六六三，另一位的编号是四四四七。他们的号码有够碰巧的，我暗中称他们做“阿三”和“阿七”，看样子阿三年纪比阿七大，大概是阿七的前辈。上个月我看到有人派发反政府传单，好巧不巧被阿三和阿七连到。阿三不由分说，左手抓住那人的手臂，右手便赏对方两三记警棍，打得对方头破血流。我清楚看到“犯人”没有反抗，阿三犯不着下重手，不过这时候无人愿意为那人作证——你敢开声，便会被当成同党，一同落难。
？凤梨：即凰梨，香港人对炸弹的俗称。
？一九六七年香港骚乱期间，警方共发现八千三百五十二个懊鞑爆炸品，其中一千四百二十个是真炸弹。
？香港六○年代的茶楼，楼层愈高，茶价和食品愈卖，有“有镂楼上楼，无钱地下踎”的俗谚。
虽然阿七从不插手阻止前辈，但我知道他比阿三正直，他们两人经常在巡逻时到何先生的士多买汽水解渴，阿三不会付钱——何先生说过这点小钱不必计较—但阿七每次都付足款项。我有次跟阿七说，老板说不付也可以，没想到他回答：“我不付，你的老板收入减少，万一令你失业，你沦为罪犯，我的工作便更多了。”
他的语气跟大哥有点相像。
街坊们都知道阿七是个好员警，只是办事有点过于死板，对前辈的命令言听计从。看到阿七，我便会想员警似乎是个不错的工作，当然，那是在暴动爆发之前的事。在今天这个风头火势，选择当员警相当不智，英国人一走，“黄皮狗”便成为被批斗的对象，阿三和阿七大概要挂上木牌游街示众，清算“罪行”。
不过，闻说因为暴动，警队招聘的门槛降低不少。有些华籍警员受到左派感召，不屑跟“法西斯”英国人为伍，自行离职不干：也有一些人担心遇上类似沙头角枪战的事件，或是在暴动中被暴徒所杀，于是向上级请辞。何先生在湾仔住了很久，跟一些医长相熟，从他们口中知道，这几个月来所有警员取消休假，二十四小时候命，在家一收到电话便要出动，而除了本来的工作外，还要到防暴队值班。政府为了稳定军心，员警加薪百分之三，还调高加班费，甚至提供免费伙食。何先生说负责分发薪水给下属的医长的公事包里，有时会有一叠叠厚厚的钞票哩。
政府以金钱利诱员警留下，其实左派也差不多。
工人罢工，失去收入，没饭吃自然没能力谈什么“斗争”，工会领袖会接济罢工工人，每月发放津贴，付一、两百元给他们，让他们去示威集会？，我不知道为什么工会有这么多钱，有人说是中国政府暗地里拨下的“革命”资金，我只知道，这场对抗并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之争，还牵涉到不少金钱利益，可能这就是现实。
罢工工人获得资助的情报，是我亲耳听来的——跟我和大哥为郊、住在何先生的板间房的，正好有两位左派分子。何先生租出了三间板关房，一间住了我和大哥，旁边一闻住了一位元叫杜自强的记者，另一问的租客叫苏松，是一位纺织业工人。
苏先生在五月尾响应工会号召罢工，旋即便被老板解雇，虽然他失去工作，但他仍有付租金给何先生，我好奇一问，他告诉我“工会领导”有给他薪水，另外完成特别任务更有酬劳，他劝告我加入他们的行列，同心合力推翻英国人的统治，说现在是难得的机会，革命成功的话，我们这些“思想纯正”、“及时区分敌友”的同志便能担当领导工作。我没有明言拒绝，只说我要跟大哥商量一下，再作打算。我猜如果我婉拒他的要求，他可能会把我当成“反动分子”，将来有什么后果我真的谈不上来。
相比起态度强硬、满腔热血的苏先生，杜自强反而像是个“逼上梁山”的左派，杜先生本来在报馆工作，负责经济新闻，可是因为他工作的报社是被政府查对的左派报社之一，他无辜地被牵连，失去工作。无奈之下他只好加入斗争，一来工会接济可以解决生活上的燃眉之急，二来斗争成功，报馆重开，他便能再次受雇。他跟我说这些时一脸愁容：我想就连他自己也不认为政府会让步，报纸会复刊。
这个时代就是如此吊诡。我每天担心着大哥和自己会被炸弹炸死、治安日坏、政府倒台、社会瘫痪、城市陷入战争，而我每天却装作若无其事地替房东顾店，跟代表“造反派”的邻居道早安，卖汽水给代表“法西斯”的警员。电台播音员大骂左派为祸社会、破坏安宁，亲中的报纸社论痛斥港英军警“疯狂迫害”爱国组织。双方都自命正义，而我们这群民众束手无策，在强权和暴力下任人宰割。
？六○年代，一般工人的月薪大约是二百港元。
在八月十七号之前，我以为自己会继续这种无奈的生活，直至暴动平息，或是英国人撤走。
我没想到，我偶然听到的一句话，令我卷进漩涡，置身险境。
2
“‘凤梨’不会在我们运送途中爆炸吧？”我在朦胧中听到这句话，我本来还以为自己在作梦，但稍一定神，我才发觉这是现实。声音是从墙壁后传过来的。
今天早上，何先生新订的冰箱送到士多，我们七手八脚把旧冰箱里的啤酒汽水换到新冰箱，然后我用手推车将旧冰箱送到五个街口外的夜冷店@卖掉，我把卖冰箱的钱给何先生后，他说他下午一个人顾店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上午顶着大太阳跑来跑去，似乎有点累，他着我回家休息一下。难得何先生这么体恤，我便恭敬不如从命，午饭后回到房间睡午觉。
然后我被那句话吵醒了。
我瞧了闹钟一眼，时间是下午两点十分，我睡了一个钟头。哪才说话的，应该是那个劝我加入左派的苏松，他的声音有点尖，很好认。不过墙壁后的房间明明属于那位元失业记者杜自强，为什么他在杜先生的房间里？
“苏先生，你别这么大声，万一被人听到……”这回说话的好像是杜自强。
“老何的老婆刚才出去了，老何和隔壁那两兄弟也在上班，咱们谈大计没人会听到啦。”苏松回答。平时这个时间我都在顾店或当跑腿，只是今天巧合地提早回来。
“就算被人听到又如何？我们堂堂中华儿女，以崇高的革命精神办事，不惜抛头颅洒熟血，即使事败，英帝国主义终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