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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托尔斯泰”的科幻读物也十分激发读者兴趣的情况下，他开始科幻文学创作。郑文光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是短篇小说《从地球到火星》。这是一部在当时看来“科幻构思”和“文学描绘”都相当出色的小说。小说的出版还引起了当时北京地区的火星观测热潮。在这样的成功鼓舞下，郑文光又赶写了《第二个月亮》、《太阳探险记》等几个短篇。其中《太阳探险记》中，人们借助宇宙飞船到达离太阳前所未有的接近程度，以至于几乎被融化在其中，成为另一个伊卡洛斯的神话。
早期的郑文光科幻小说明显地使人感到，他在同类作家中属于文学功底深厚的一员。这种文学功底来源于童年的教育、对书籍的爱好和个人在文字操作领域与文学感受方面的天才。正是因为这种深厚的文学功底，使郑文光的小说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在艺术水平上的先声夺人状态。与词语的连接和气氛的构造相比，郑文光早期科幻小说的科学技术建构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恰恰相反，其中的“科学技术”描绘显得相当简单化和概念化。
郑文光的头脑是清醒的。他深知在读者的表面欢迎之下，隐含着相当大的个人创作的危机。他只在大学的天文学系正统地学习过一年，这是远远不够的。他一直对自己的天文学知识欠缺感到不安。在一段关于郑文光与中国原子武器秘密科研小组的领导人之一邓稼先的见面回忆中，郑文光写到：
一天晚上，我因为的被子破了，不得不动手自己缝补。正巧让邓稼先看见。他走过来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说：
“看你的样子，针线活蛮拿手的嘛！”
我让出床的一部分，让他坐下。相互寒喧认识了一下，我继续工作。他又说：
“出生于越南？天文学家？好哇！”
我赶紧声明，我的天文学，只是大学一年级的天文，算不上“学者”。
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
“听说你搞科学普及，必定是知识面非常广博，学习的东西无所不包吧！”
“也许将来能这样，不过现在还不行。”
这段谈话虽然发生于1951年，距离郑文光创作《从地球到火星》还有3年，但从之后他的工作繁忙程度来看，他的确没有更多时间将自己的知识补充到令自己满意的程度。这样，《从地球到火星》本身就给郑文光的未来生活制造了一种束缚，那就是如果想继续****读者的需求，继续赢得读者的爱戴，他必须在科学技术建构上下更大的努力。
从1955年到1957年之间，郑文光的主要业余工作一是四处进行天文学讲演，二是研读学术著作以创作大型科学文艺读物《飞出地球去》。所有这些活动在潜意识的水平上，都可以看作是作家为提高天文学与其他领域的技术素养所进行的疯狂努力。想要清晰良好地回答讲演中听众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要求讲演者对科学问题的把握极端娴熟。而从文学水平上看，当时的郑文光对创作一部伊林式的作品已经绰绰有余。这样，他全部的活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自己对科幻文学中的科学技术建构的技能，尽快发展起来。
1956年3月，郑文光在《读书月报》上发表文章谈论科幻文学。全文始终围绕着这类文学作品的科学性和幻想性进行论述，而对科幻文学中的其他内容的关心，远远地抛在后面。他写到：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类愈来愈深入地洞悉物质世界的秘密，掌握大自然的规律，从而也提供了，人类运用数千年间总结出来的科学知识，更有效地利用、驾驭、改造自然界的可能性。比如千里眼、顺风耳、腾云驾雾等等，原来只是古代人们的朴素的想象，可是电视，无线电话、飞机的发明已经使这些幻想变为现实。
又比如飞到月亮和别的行星上去，深入地球内部，到海底去旅行，改造整个地球的气候，征服疾病和死亡，移山倒海等等，也都是人类长期以来的美好的理想，在目前，虽然都还没有实现，可是，科学的一日千里的发展已经昭示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在一百年前看来还是很狂妄的幻想一定会实现的。
这是科学幻想小说产生的基础。如果说，过去人们只能够借神话、民间传说来表达自己对未来的憧憬的话，今天，人们就可以在现代科学成果的坚实基础上去幻想明天。
对科学建构的强烈关注终于在今后的岁月中得到了收获。1956年，郑文光在无意中听说即将举行的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需要科幻文学时，旋即响应，在短时间内毫不费力地创作短篇科幻小说《火星建设者》。
《火星建设者》是郑文光3年多科学建构技能补课的优秀答卷。科学建构与文学建构第一次在郑文光科幻小说中达到了平衡。小说以一个人类大同的未来为背景，将世界各国青年团结一致开发火星的壮举写得恢宏壮阔。以火星独特自然风光为基调，以征服火星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意想不到的独特事件为契机和转折，人物的命运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自然的反扑过程有机地联系了起来。笔者认为，《火星建设者》是郑文光科幻创作中科学建构与文学建构第一次达到平衡。作为一个科幻文学作家，他感到了一种心力之间的完全****。小说也获得了读者的认可，在国际青年联欢节上获奖。
随着郑文光逐步向文学领域中的靠拢，他的社交领域逐渐展开。科学家在他的交往名单中逐渐减少，作家逐渐增多。1956年3月，他受邀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在这次会上，他不但见到了当时文学界享有盛名的老舍、茅盾、夏衍等老一代作家，更加重要的是，他见到了与自己年龄相仿、但却思想深刻、文学建构力无法估量的一代新人。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到：
青年作家文学创作会议整整开了一个星期。这是让人相当激动的一个星期，是充满欢笑的一个星期，是疯狂的一个星期，也是我觉得相当不可自制地喜庆的一个星期。这个会议对中国文学本身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随后的30年里，参加会议的大部分作家逐渐上升为中国文学的主要作家，他们的作品无论从深度和艺术探索上都为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时常回忆起这次会议，更为能结识如此众多的文学天才而感到****。
如果说《从地球到火星》的成功使郑文光看到科学建构力的重要意义的话，那么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以及后来转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则引发了他对自己文学建构力的担忧。在远离科普领域中所遇到的这些人正用自己的独特视角在接触着新的时代，和他们相比，自己作品中的人物、情节、场景、以及隐含在这一切之后的“人生哲理”一下子变得失去了原先的色彩。会议给了郑文光一个新的机会审视自己的作品。他逐步发现，天平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倾斜。自己曾经在科普界力克群雄的文学建构力，在文学领域中只能算是一个中等水平，而科学技术的建构到反而成为了可以无关痛痒的部分了。
从对科学建构转向对文学建构的关注，必然受到许多政治生活的影响。因为文学领域受到政治影响的程度比科学技术领域要大得多。1958年，在狂热的大跃进风潮中，郑文光开始了完善文学建构的第一次尝试：将政治内容引入科幻小说。1958年第23期《中国青年》杂志开始连续发表郑文光的科幻小说《畅想曲》。但整个连载只进行了两期便宣告中断。
《畅想曲》无疑是一个失败的尝试。从已经发表的两个部分来看，它的失败在于对政治环境过分关注，这与郑文光的本性极不相附。郑文光不是一个政治意味十足的作家。从他选择的文学道路和他作品的内容、个人性格方面，都可以得到证实。早在他参与文学创作的开始，他就醉心于关于科学技术和大自然描述方面的写作。他11岁便写过有关星空的秘密与星球相互碰撞的科学读物。在他对个人生活的早年回忆里，谈及与科学技术和大自然接触的内容比谈及社会生活的内容要多得多。他有一种对科学技术和大自然所能创造的奇迹的无限崇拜与信仰。他喜欢用眼眼睛、鼻子、耳朵、舌头、全身的感官去观察世界上出现的一切奇妙的事物，感叹它们、崇拜它们、信仰它们。在与人的交往和社会生活的敏感性上，郑文光承认他是一个崇尚英雄主义的人。
但是，和所有这些东西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