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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若先去一道旨意； 告知他们众人回来要兴建一座与汉中一般的经济园； 让宋时从大处着眼，多教他们几个月。去汉中时再选些会探矿的匠人； 细细记清了那汉中天台山地势； 那磷块是什么样的； 回来也在京畿乃至地方寻一寻。
万一能多寻一处； 便多一省丰收之地；便再寻不着； 也不费朝廷多少事情。
新泰帝思忖一阵，亦觉有理，便道：“便教派往汉中的御史、工部员外郎主理此事。既是都察院谏言勘矿事宜； 便再派一名御史主理，带识矿的工匠往汉中一行。”
具体如何做再他们上个条陈来，交内阁与六部共议。
众人各自退下，回去拟条陈。熊御史毕竟是查了此案的人，顾总宪既已用了他一回，索性就再用到底，叫来他叮嘱道：“此事虽然繁重艰难，却是事关国计民生，望你以国家百姓为重，勿被眼前艰难压倒。”
熊棨轻轻叹了一下，抬起眼来回望顾佐，神色已变得坚定：“总宪只管放心。熊某既是朝廷大臣，安能不知国事为重，此身为轻？慢说只是要到各省勘矿，便是咱们院里那些派往边关管军屯、马政的御史，又有哪个怕过艰难？”
他们读书人一生所求，不就是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
他若能寻得磷矿，使天下田土皆能产出十三穗佳禾，新泰朝盛世名臣中，岂能少得了他一功？就算寻不得，他将自己走过的地方写成游记，后人看过他的游记也可少走些弯路。
昔有郦道元作《水经注》，今有他熊孟纯作《磷矿志》。后人有论古时擅写游记者，也当把他的名字排在郦道元、柳子厚之下！
熊御史踌躇满志地回去收拾行囊，买了一部《管子·地数篇》、一套《博物志》、一部《地境图》，准备一去汉中后，从此游遍天下。工部得到勘矿的圣命之后也忙不迭选了在班的探矿良工，命他们到汉中后细查山石之色，测其石层数，记其上所生植被，回来好依法在各处探寻。
内阁三位阁老则先寻翰林拟了两道旨：一道是晓谕宋时，圣上看重他的经济园，欲在京中重建，让他配合天使；二是要晓谕百官，朝廷决意在京仿造此园，要选任得力之人完成此举。
将圣旨安排好，三人便先商议起了京城这座经济园当如何建：哪里有与皇亲、勋戚、官员不相冲突的大片空地；主持的该选堂上官还是皇亲；六部中以哪一部牵头，选何人负责买办、做成之物销往何处；建园与平日采买当留出多少银子，从拨给哪一方款项里截……
建园子的款项倒是最好解决的。
张次辅想起汉中府送的考核文书里有记述汉中府经济园建园筹款的记录，回去叫人翻出来看了一遍，最初圈地建园、建厂房、铺修地面等竟只花了不足千两，待建起耐火砖厂后，便足敷日常周围之用了。
京城亦有石灰矿，其中或当有白云石，使人建窑烧造便是了。
这点银子在户部来说只能算九牛一毛，不必克扣哪里该拨的银子，三位阁老都松了口气，准备廷推其中管事的官员。
——至于主持者，无非是在勋戚或朝廷要员中选一位，要看圣意在谁。
这件大事稳稳妥舀地安排下来，两道圣旨经御前用了印，一道便交熊御史与礼部传旨官带往汉中府，一道诏告朝中众臣。
这道诏旨发下去，却在朝中掀起了一番争执。
“经济”园虽取经世济民之意，但究其所为，竟是靠制售石料、化肥等物以换取钱财，这又与商人何异？宋时做的是地方牧守，为安顿流民与本地贫苦百姓而建园经商，令那失产无业的百姓在园中赚些衣食也算是权宜之策，朝中却是为何要仿建他那园子？
圣上下此诏旨，竟是何人引导？
圣上本是令人去学汉中府耕种嘉禾、学着造能催生嘉禾的化肥，从前不曾想要学那实如商户行事的经济园，如今怎么忽然想起此事？
前日都察院有御史到宋家查问，之后便有圣意下来，六部也要推举管事人选，此间种种变化，那名御史不得不负责。身为中枢要员，却只见他那经济园获利丰厚，不见这园子名为“经济”，实行商人之事。若在朝中推行开来，引得百官逐利，黎庶岂不更要上行下效？
以商致富，这是末富！奸富！
以农致富才是本富！
朝廷放着耕种嘉禾这正道不学，却要学这近乎经商之举，实有悖圣人教化，将兴起鄙薄风气，损朝廷根本！
不少有识之士为此忧心，上本劝谏之余，还要自己写文章长篇大论，论这经济园损伤国家风气的害处。
都察院也不是那白白受人责骂的小白菜，纷纷搬出《尚书·洪范》八政，与史书中所记“食”“货”二政的史料，反驳这些自以为清高实则不知治国之道的人。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二者生民之本。”
“今年山东、河北、山西大旱，粮食绝收，百姓无地存身，只得辗转逃荒。若当地便有一似汉中经济园之地可供其衣食，亦为当地官府换得赈灾银子，可活多少生民？”
“圣上有意在各省推行此园，故先在京中尝试，以观其优劣，矫其弊端，来日在各府州设计时才不易出错。”
修建经济园的计划毕竟要等人从宋时那里学会布局之法才能实行，是以内阁动静不大，时间长了以后，那些弹劾的与辩驳的也渐渐没了精力，到后期也只有零零星星的弹章上奏。但这一回争执终究有人记恨，朝廷之外写诗作文讽刺对方的仍是你来我往：
一方坚持以农为本，称此举是逐利之举，本末倒置；一方则说自己才是以民为重，对方只顾惜自己的名声，知有良策而不肯用，是置百姓苦难于不顾。
这些人的弹章朝中都看腻了，但他们都是三场中试的才子，文章颇有可观之处，倒是随着熊御史一行传到了汉中。
文章走得比御史还快些，从都察、翰林两处递到宋时与桓凌手里。倒是他们的亲人只怕他们看到这些东西坏了心绪，都尽量压着，家书中也不敢提半个字。
宋时看着那满篇的“奸富”“末富”，眉毛都要竖起来了，啧啧咋舌：“人心惟危，人心惟危！”什么奸富，末富，他们经济园是堂堂正正凭劳动致富的，劳动最光荣不懂么！
桓凌在一旁细看，摇头叹道：“虽然说的有些不好听，但这本富末富之辩倒也有些意思。朝中只怕不少人都是这般想法，毕竟我朝以农为本……”
他们这也是以农为本啊！
工人阶级是先锋队，农民阶级是主力军，他们文科生考政治时这道题得考八百回，他怎么可能不重视农民的力量？这是封建官僚对他们新时代建设者赤衤果裸的歪曲和诬陷！
什么“本富”“末富”“奸富”，一个带领人民群众致富奔小康被他们解读出八百个花样来。就跟谁造的词多谁更有理似的。
难道他不会写么？
宋时将手里的信纸一推，挽起袖子说：“等着，本府难道不会写个带富字的文章？”
不只要写，还要写得比他们都高大上。本富算什么，咱们直接来“国富”！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国富论》的大名，还是当初从他们宿舍楼上层管理学院学生那边听来的，内容不大清楚，不过名字好就能借用。至于里面写什么——
那还用问吗，邓爷爷怎么带领全国人民致富奔小康的？不光马哲、毛概、邓论，他连政治经济学都还没忘呢。
劳动创造价值。
劳动致富就是本富，作为农业劳动和作为工业劳动的价值是一样的高贵，都是本富。至于朝中哓哓不休要定性为末富、奸富的资本，在他这里都是要投入到劳动生产中，化为“本富”的，又有什么高低之别？
等他先把政治经济学回忆一下，翻译成古文再开始写。
不仅要写，还要给学生讲，让他们从小懂点经济学，将来当了官不要做那种“口不言钱字”，朝廷没钱了不知去挣，只会加科捐杂税，或者逼着皇上减衣缩食的腐儒。
等到熊御史一行来到汉中，见到的就是个重温了一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越发看重劳动资料、劳动生产效率的宋时。
他写罢那篇披着亚当·斯密皮，内藏马克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国富论》，已经能对那些抨击他的无知腐儒淡然以对，只等着用汉中经济腾飞打他们的脸。
顺便也可以办个讲学大会，吸引四面八方学子，将他们劳动致富理论传播到学生当中，等后年这些学子考进中枢，在京里替他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