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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郁摆弄着叉子，半晌说：“刘老板，这生意你可是不赚……”
“别不识好歹了你！赚不赚我自己说了算！”刘京阳丢开鸡骨头抹了抹手说，“他就让我看看你身体怎么样，精神好不好？明儿我就回话：人活着，能自理。刘老板的业务到此为止，剩下是我问你，你放心多余的我肯定不跟他说，我想听听你们俩这事你到底怎么想的？”
“怎么想？”陶郁苦笑一下，“我要是能搞明白怎么想，我还抑郁个屁！”
“你就说你还想不想跟他过？”
“想，但是……”
“但什么是！”刘京阳打断道，“你想跟他过，他也想跟你过，这不就完了吗？有什么可矫情的！”
陶郁知道在别人眼里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无关的人看到的只是结果，而放得下放不下这个过程，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
“光想一起过就行了？在哪过？怎么过？我爸我妈想让我留在国内，你知道我爸当初反对那架势，现在只要我在他们身边，别的都能接受。你能想象我爸那样的人会服软吗？当时在电话里听他说，我眼泪就下来了。可常征在那边有工作，有家有业要靠他继承，我也不能要求他跟我回中国。就说我是不孝子做到底，不管我爸妈跟他在美国生活，他一天十八个小时在医院，节假日随时听召说走就走，我自己对着一空屋子我图什么？受伤这事在我爸我妈面前不能火上浇油、还得替他们说话，可受罪的人是我，我他妈又不是上帝，心里没想法？不愿意挂在嘴边而已。可除非我生病住院，要不平时连和他多说一句话的工夫都没有。为什么不接他电话？面对面都没话题好谈，打电话又能说什么？”
刘京阳一边听一边喝光了整瓶啤酒，撂下酒瓶问：“既然这样了，干嘛不分了算了？”
陶郁看了看手上的戒指，说：“这段时间我也一直问自己，真分了就好解决了。可在一起生活了几年，我最难的时候我们走到一起，最惨的样子他都见过，一直在我身边。他让我看见过生活里可能的美好，哪有那么容易说放手就放手？”
刘京阳不是爱情顾问，也不知该如何劝下去，索性不再问了。两人聊了一晚上别的话题，大部分是刘爷在喷，偶尔能勾得陶郁回一两句。最后刘京阳忽然想起了什么，问陶郁知不知道前两天纪X的找过陶父问话。
“什么？！”陶郁震惊道，“没听我爸妈说，因为什么事？”
“我听我爸说的，好像是有人写匿名信。”刘京阳安慰道，“你先别担心，收到信了解一下情况，这也是正常程序。你们家老头那人丁是丁卯是卯的，也不怕人查。”
陶郁也不信他爸会有什么问题，但心里毕竟存了个事，又是一夜无眠。
第五十二章
陶父是老三届毕业生，当年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农村待了很多年。和他同期的知青有人把根扎在了当地，有人为了回城抛妻弃子，陶父没有在匮乏清苦的岁月中蹉跎青春，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以二十七岁高龄考上了石油学院，成了陶郁姥爷的学生。陶母比丈夫小八岁，两人同一年进入大学，分在不同的专业。
毕业后两人结了婚，第二年陶郁出生。那时别人对陶父的称呼还不是某长，而是工程师，陶工一年里有大半年时间行走在祖国偏远地区，搞能源实地勘探和开发，直到四十岁上才开始转做行政。陶母则在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国有企业，作为那个年代少有的大学生受到单位重点培养，国企改革时曾被调到下属子公司任一把手，几年时间通过改制转变了负债经营的局面，每年为集团带去可观的利润。从那时起陶母正式进入决策层，并一路坐到集团高管的位子。
陶郁上中学时家里就常有人登门求办事，父母总是客气地将人连东西一概送走，在他印象中一板一眼的父母，怎么可能扯上经济问题？听了刘京阳的小道消息，他默不作声地将自己留学期间一些重要文件整理出来，包括在读证明和成绩单、奖学金证明、租房合同、受伤医疗记录、手术和康复费用、以及常父当时为他争取的赔偿金。他将几年里的大额收入和支出列了明细，把所有文件备份，装在一个牛皮纸袋里带回家。母亲看了一眼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收好文件，让他不要胡思乱想，养好自己的身体是正经。
谈话事件像一粒石子入海，没了后续；这似乎也验证了父母的态度，没什么可担心的。然而没想到的是春节长假后的一天，母亲竟然在单位被“请走”，没有回家。
陶郁如热锅上的蚂蚁守在父母家，直到半夜才等回了父亲。陶父像被一下抽走了精气神，疲惫地陷在沙发里，对儿子讲述了这一天听到的消息。
“挪用国有资产？！”
陶郁难以置信地看着父亲，“我妈怎么可能干这事！”
陶父嗓音沙哑道：“几年前他们有个子公司亏损严重，高层决定不再投入人力物力，而是从外面聘请一个团队经营，对方自带人员和资金，以那个公司为合作平台，所得利润集团收取一定比例。当时你妈作为代表，和那个团队签了合同。”
陶郁觉得这听起来像租个门面做买卖，挣了钱付房东租金，不同的是母亲单位出租的是一个公司壳子，还是个国有的，想必那个团队也是借这个名号更容易接到项目。
“……本来已经快倒闭的公司，这几年起死回生，对双方来说确实是个双赢的局面。但是去年那个团队的两个负责人又和他人合伙成立了一个私人公司，这中间有很多账目问题，涉嫌将这边的经营所得转移到新成立的私人公司。这两个负责人今天已经被收审了，你妈妈现在只是停职‘协助调查’，并没有进看守所。”
陶郁想不通其中的关窍，提高声音问道：“事出在对方身上，这跟我妈有什么关系？”
陶父抬头看了他一眼说：“你知道他们开私人公司的合伙人是谁吗？”
“谁？”
“你表哥方小龙。”陶父说完按着眉心，又接了一句，“他今天早上也被带走了。”
陶郁瞪大眼睛看着他爸，半天没说出话来。方小龙是他大姨的儿子，比他大三岁。陶郁从小就不喜欢这表哥，小时候一起在姥爷家过年，大人不在的时候表哥带头作乱，大人回来了又一本正经教育弟弟妹妹，于是暗地里陶郁喊人家“两面派”。无奈这“两面派”成绩好，在学校属于五道杠那行列的，从小被教育“你表哥如何如何”，陶郁自然而然对又加深了一层“别人家孩子”的敌意。虽然是小孩子赌气，并没有深仇大恨，但长大后兄弟也不亲近，同在北京一年也不见得联系一次。此刻听了父亲的话，他反应过来母亲这是被牵连了，这不是一般的经济官司，涉及国有资产就不是民事案件了。
“我妈事前知道吗？”陶郁小声问。
陶父摇摇头，随即又叹口气说：“这种有亲属关系的，最难说清。”
“金额多少？”陶郁听到自己声音有些发颤。
“七千万……”
陶父丢下一句起身离开，把自己关进了书房。
此后半个月，陶郁搬回父母家，父子俩都没有好好休息过，找律师，提交收入和存款证明，以及陶郁准备的那些文件，表明家里并没有不合法收入，然而陶母依然没有回家。陶父和律师都猜测是在等待对那两个负责人的一审判决，才能决定案件性质。
陶郁的失眠越来越严重，加了量的安眠药也无法令他安睡，有几次他甚至想把整瓶药都吞进去
陶郁的大姨几次找上门哭诉，陶郁知道父亲心里恨方小龙，却又碍于亲戚情面无法说出口，更不能对妻子的姐姐出言不逊。别的忙陶郁帮不上，便主动替父亲拦下大姨，按耐着满心的情绪听她在客厅里一哭一下午，说什么就这么一个儿子后半辈子没有指望之类的话。
又一次大姨赖在家里不肯走，在她心里大概以为两家现在是在一条船上同进退，不停地催问陶父到底和律师是怎么谈的。陶郁看着她的嘴一张一合，声音却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眼前有幻觉不断飘过，想逃离却无法动弹，那种感觉刻骨铭心，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失血迫近死亡的夜晚。他两手揪着胸口的衣服，大口喘气，忽然一下清醒过来，大姨还坐在对面，惊讶地看着他古怪的样子，住了口。
陶郁再也无法忍耐，起身冷冷道：“大姨，您儿子害了我妈，您只一个儿子，我也只有一个妈！您走吧，以后也别来了，您在这，我妈的问题就更说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