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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那么一天也没关系，我爱过他已经是一段很难忘的记忆了，等到老了，临死了，回想起来的时候，再跟他讨一个安慰的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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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早上看书的时候看到是枝裕和导演在一次采访时说日本文化中的“死者”代替了西方文化中的“神”，死去的人在从故事外部批判我们的生活，所以日本存在着一种观念就是活着要对得起死去的人。
当时看到这段，刚好想起故事里的他们要去支笏湖，于是就想到让余医生起头，有了这么一番对话。
死者和活着这两个课题在唐泾川跟水航的世界里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要看透也看轻生死之后，才能毫无芥蒂地去开始新生活，目前唐泾川还在这条路上艰难地走着。？？？？
61
平安夜，我们被陶裕宁组织着带着各自的礼物在一家咖啡店喝着咖啡吃着简餐，拆礼物。
我说：“就在酒店不行吗？还非要这么折腾。”
陶裕宁抱怨：“水总，过节总要有点儿仪式感吧。”
我无话可说，只能跟着走。
咖啡店里人不少，我们好不容易在角落里找到一个四人位置。
我说：“余医生的大拼图没抱过来有点儿可惜，我们这一晚上可以坐这儿拼图打发时间。”
“可别，”陶裕宁一听拼图脸色都变了，“我看见那东西就想吐。”
他对余医生说：“警告你，再往家里买拼图，我真的会离家出走。”
“你能往哪儿走？”
陶裕宁有些不服气，说：“我找唐哥去，最近我们俩关系好。”
他这个性格，确实跟谁都能合得来，但估计一天两天可以，时间久了唐泾川会嫌他烦，更何况，唐泾川家也没他的位置。
我轻咳了一声，示意他别太嚣张。
我看见唐泾川拿出一个小盒子，注意力瞬间从陶裕宁那里转移到了他身上。
说真的，不期待是不可能的，从上午我们出去买礼物开始我就一直在猜唐泾川会送我什么。
所有的礼物都能暴露出送礼的人的心情，更能从中看出收礼的人在送礼的人看来是怎样的存在。
所以我才紧张。
唐泾川直接拿着那小盒子往我手里送，陶裕宁却突然阻拦，说：“等一下！仪式感！我数一二。。。。。。”
他还没说完，被余医生搂着脖子扭过脸，捂住了嘴。
余医生跟我们说：“别理他，你们随意。”
唐泾川笑了笑，把那个小盒子递到了我手里。
小盒子很轻，我猜不出里面装着的是什么，不过这么说也不对，里面装着的是唐泾川的心意。
拆礼物前，我把我准备的礼物也给了他，我说：“希望你喜欢。”
“现在就拆吗？”他问。
陶裕宁这会儿已经泄了气，把自己的礼物塞给余医生之后说：“拆吧，我只能看着你们拆。”
唐泾川笑了：“你回去可以拼图。”
陶裕宁倒在了余医生身上：“求求了，你要是喜欢，回去之后你带走。”
拆礼物的时候我觉得有些热，说白了，还是紧张的。
包装纸是浅蓝色的，上面印着烫金的星星，我拆得小心翼翼，生怕把包装纸弄坏。
拆到最后，我愣住了，转头看向唐泾川的时候，他也在意外地看着我。
我们俩送对方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我的手指轻抚着御守上的“健康”两个字，轻声说：“谢谢。”
这大概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好的礼物，也是他能想到的，最适合送给我的。
我能懂他为什么选“健康”，对于他来说，最希望的大概就是身边的人健康了。
那个御守在我手心发热发烫，我突然间觉得有点儿鼻酸，很想拥抱身边这个人，告诉他，我们都会健康长寿，等到老了，我还得跟他讨那个吻。
后来那个御守被我挂在车上，每天都看着它在眼前荡来荡去，就像唐泾川一直在我身边。
从日本回来之后，我又陷入了新一轮的忙碌中，但唐泾川每周去看心理医生，无论我怎么忙都一定陪着他。
这样，我们晃晃荡荡到了年底，到了周晓云去世一周年的日子。
周晓云忌日的前几天开始，唐泾川情绪很不好，我每天忙完就往他那里跑，可是连续好几天，他跟我都没什么话说，还时常发呆。
有一天我到他家，晚上九点半，屋子没开灯。
我还以为他没在家，结果路过厨房的时候听见里面有声音，进去一看，一锅汤，已经溢了出来。
我赶紧关火收拾好厨房，然后出去喊唐泾川。
他匆匆忙忙地从卧室跑出来，看见我的时候还愣了一下，随即才想起什么似的，冲进厨房，看见我已经关了火，松了口气。
他说：“我怕你回来的时候饿，给你煮了汤，结果一回房间就忘了。”
看着他这个样子，我担心得不行，半夜睡不着强撑着到了第二天，打电话给余医生求助。
余医生得知马上就是周晓云忌日的时候，叹了口气，劝我这段时间多关注他一点，他说过了这阵子就好了。
我有些急了，明明前一阵他状态已经好了不少，最近却开始反复，我的一颗心，重新悬了起来，就好像有一把刀，一直悬在头顶，我时时刻刻盯着，生怕它落下来。
周晓云忌日前一天的晚上，唐泾川在吃饭时突然问我：“水航，你说他们过得都好吗？”
我想起我爸，想起我妈说只要我能长大，他就一定在那边过得好。
我说：“其实我们都知道人死如灯灭，就像一缕烟，散了就散了，所有的他们好不好，都是我们活着的人在自我安慰，可是，我总觉得，他们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消失了，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永恒存在着，他们和我们融为一体了，我们过得好，他们就过得好，你说呢？”？？？？？？？
62
因为唐泾川，我学会了很多。
比如耐心，比如开导和安慰别人。
我说：“我爸刚去世那会儿我特别后悔，觉得这世界上大概不会有比我还不孝顺的儿子了。他活着的时候，我们俩一说话，不出三句，一准儿吵架。我想起他就烦，估摸着他想起我也是一样。那些年我躲在国外不肯回来，就是为了不听他那些絮絮叨叨废话。他总说我没出息，说他死了之后我肯定会饿死，我不服气，可那时候真的就是挺没出息的在混日子。后来他重病，癌症嘛，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我从来没想过以前能在院子里追着我打的男人竟然可以瘦得让我认不出来，有一次他说想晒太阳，但医生不让他出去，我就把他抱起来，坐到窗户前面。他以前特别胖，可是那段时候，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我觉得自己没怎么用力就把他给抱起来了。”
我从来没有仔细跟唐泾川说过自己家里的事，他知道我爸也是癌症去世，可关于这些话，我一个字都没说过，一来觉得，不是什么能让他开心的事儿，不说也罢，二来是，我也不敢轻易回头去看那段日子，因为无论过了多久，还是会难受。
已故的亲人是我们生命里一个再也无法填补的缺口，每一次的回忆都只能是叹息。
自从我们十月在那场火灾里重逢之后，三个多月了，要不是周晓云的忌日到了，我们一直都在对这些事尽可能避而不谈。
我想的是，既然是伤疤，就不要去揭，何必让伤口再疼一次呢。
可很显然，逃避对于唐泾川来说真的不是祛疤良药，那些他不说出口的事溃烂在他心里，让伤口无限蔓延，快要把他整个人都吞噬了。
余医生告诉我，有些时候，适当地发泄，有利于健康。
我继续对他说：“我记得那时候我爸晒着太阳跟我说，他特别担心我，虽然以前总是恨铁不成钢地骂我是我废物，但他其实希望我没有他也能过得好。他说那些话的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妈爱保养，有时候还拉着我爸一起敷面膜做美容，我爸生病之前，得益于我妈的保养手法，皮肤很好的，五六十岁的人了，我妈总说他还像三十来岁意气风发的男人，就是胖了些。”
说到这里，我笑了笑。
唐泾川塞了一张纸巾到我手里，然后放下筷子，低头看着眼前的几乎一口没动的饭菜。
“那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原本充满了气的气球，不知道哪里漏了一个小孔，气一点点被放光，最后，气球瘪了。”我说，“他去世的时候还在跟我说，让我努力点儿，得撑起这个家，撑起这个公司，也得撑起自己的人生。后来我们在给他收拾病房的时候发现他写给我的一封信，我爸以前写字很漂亮的，可大概写那封信的时候他已经快不行了，字写得歪歪扭扭，有些笔画甚至看得出他写的时候手都在发抖。那封信没几句话，他跟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