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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镜子里苍白的自己，我不得不承认是在欺骗自己。我到哪儿都不适应的，不单单是身体方面。如果我在三千人的学校里都找不到一个容身之所，那么在这里又能有什么机会呢？
我跟自己的同龄人相处不好。或许，事实是我跟谁都相处不好，就这么回事。就连我妈妈，这个世界上比谁都亲的人，都没有跟我融洽过一回，我们从来都没有意见完全一致过。有时候我在想，我眼里所看到的和世上其他人眼里所看到的是不是同样的东西。也许，我脑袋里哪里短路了。
不过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明天不过是刚刚开始。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就连哭完之后也没睡好。房顶上扫过的风雨声，嗖嗖的一阵紧似一阵，根本就没有减弱的意思。我把褪了色的旧棉被拽上来蒙住了脑袋，后来又在上面加了个枕头。可我还是直到后半夜，等雨好不容易减弱成了毛毛细雨时才入睡。
早上醒来，睁眼一看，窗外除了浓雾还是浓雾，我能感觉到幽闭恐惧症正在向我慢慢袭来。在这里，你根本就看不到天空，就像一个笼子一样。
与查理共进早餐是一件静悄悄的事。他祝我上学好运，我谢了他，知道他说了也是徒劳，好运总是会躲着我。查理先出门，去了警察局，那里才像是他的家。等他走了之后，我在破旧的橡木方桌旁边坐下，把屁股放在三把不配套的椅子中的一把上，端详起查理的小厨房来：墙上嵌着深色的护墙板，有几个鲜黄色的橱柜，地上铺着白色的油毡。什么都没有变。橱柜上的漆是我母亲十八年前刷的，当初她是想给房子里面引点儿阳光进来。隔壁巴掌大的家庭娱乐室的壁炉上方挂着一排照片，第一张是查理和我妈妈在拉斯韦加斯的结婚照，然后一张是我出生后我们一家三口在医院的合影，是一个乐于助人的护士帮忙照的，接着是一连串我在学校里的照片，最晚的一张是去年才照的。这些照片可寒碜了——我得想想办法，看怎么能够让查理把它们挪到别的地方去，起码在我住在这里的时候不能挂着。
在这栋房子里，谁都不可能看不出查理从来都没有真正把我妈妈忘掉过。这令我很不自在。
我不想太早去上学，可我没办法在这个房子里多待了。我穿上了外套——让人感觉有点儿防护服的味道——一头冲进了雨里。
仅仅下着一点儿毛毛小雨，房子的钥匙一直藏在门边的屋檐下面，我取下钥匙再把门锁上，这么短时间是淋不透我的。我的新防水靴溅起的泥水很恼人，听不见通常情形下脚底砾石发出的嘎吱嘎吱声。我不能像心里希望的那样停下来欣赏欣赏我的卡车，我着急着呢，恨不能赶紧从这盘绕在我脑袋周围、缠住兜帽下面的头发不放的雾霭中摆脱出来。
卡车里面倒是很干爽。显然，不是比利就是查理，已经把车清洁过了，不过还是能闻到装了软垫的皮坐椅些许的烟草、汽油和薄荷油的味道。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发动机一打就着，不过声音很大，刚发动时突突作响，空转时更是达到了最大音量。嗨，这么老的一辆车肯定有一两处缺陷的。嘿，那老掉牙的收音机还响呢，这可是一笔意外收获呀。
找到学校没费什么事，虽然我以前从未去过。学校和许多其他建筑一样，就在公路边上。只是乍一看去不太看得出来它是所学校，幸好看见了那块上面写着福克斯高中的牌子，我才停下来。它看上去就像一溜用栗色砖修建的配套用房。这里有许多树和灌木，一开始我没能看清学校的规模。这哪里有什么教育机构的感觉？我感觉倒是很怀旧。铁丝网栅栏在哪儿？还有金属探测器呢？
我把车停在了第一栋楼前，门上挂着一块小牌子，上面写有“行政办公室”字样。没有看到别的人把车停在这里，所以我断定这里是不让停车的，不过我还是决定去问问路，而不要像个白痴似的在雨中绕圈子。我不情愿地从舒适温暖的驾驶室出来，上了一条有深色栅栏的小石路。开门之前，我深吸了一口气。
里面灯火通明，而且比我想象的要暖和。办公室很小，有一个小小的接待区，放着几把带衬垫的折叠椅，地上铺着橘色斑点的商务地毯，布告和奖状混乱地贴在墙上，一个大立钟发出清晰而响亮的嘀嗒声，在大塑料罐子里的盆景，好像这儿的户外缺乏植被似的到处都是。这个房间被一个长柜台分割成两部分，柜台前凌乱地放着装满了纸张的金属网篓，台子的面板上用胶带胡乱地贴着色彩明亮的广告宣传单。台子后面有三张办公桌，一个大个子的、红发、戴眼镜的女性坐在其中一张上。她穿着一件紫色的T恤衫，这件T恤衫让我立刻觉得自己穿得太多了。
她抬头看着我问：“你有事吗？”
“我是伊莎贝拉·斯旺。”我通报了姓名，看见她的眼中立即闪过明白了的眼神，我料想，无疑我已经成了这个小镇上闲聊时的话题，警长轻浮的前妻的闺女终于回家来了。
“当然，”她说道，她在自己办公桌上一堆早就有所准备的文件中翻了半天，才翻到了要找的那几份，“我这就把你的课程表给你，还有一张校园的地图。”她把好几张纸拿到台子上给我看。
她帮我仔细检查了一下我的课程，在校园地图上把每一节课的最佳路线都一一标了出来，然后给了我一张纸片让每个老师签字，要我在放学前再把签过字的纸片交回来。就像查理一样，她冲我笑了笑并希望我喜欢福克斯。我也冲她笑了笑，而且尽了最大的努力，让她相信我的微笑不是装出来的。
我出来朝车边走去时，别的学生开始到校了。我开车沿交通线绕学校转了一圈。我高兴地看到多数车都跟我的车一样破，一点儿不浮华。在凤凰城，我住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低收入的居民区之一，而这些居民区都隶属于天堂谷行政区管辖。在学生停车区，看见一辆新梅赛德斯或者保时捷是很寻常的事情。这里最好的车是一辆亮闪闪的沃尔沃，它简直鹤立鸡群。不过，一到停车位我还是马上就把火熄了，省得它那雷鸣般的声音把注意力吸引到我身上来。
我在车里看了看校园地图，想当时在车上就能把它记住，这样的话，就有希望不需要一天到晚走到哪里，都得把它贴在鼻子前面了。我把所有东西都塞进了书包，将书包带子挎在了肩上，吸了一大口气。我可以搞定，我底气不足地对自己撒了个谎，没有人会咬我一口。最后，我深呼一口气从车里走了出来。
我往人行道那边走去的时候，脸一直缩在帽兜里面。人行道上挤满了十几岁的孩子。我朴素的黑夹克并不显眼，这降低了我受到关注的可能性。
一到自助餐厅，一眼就可以看到三号楼。东边的角上有一个白色的方块，方块上用黑漆写着偌大的一个“三”字。快到门口时，我觉得自己的呼吸渐渐有点急促了。跟在两个穿着男女皆宜的雨披的学生后面走进教室时，我尽力屏住了呼吸。
教室不大。我前面那两个人一跨过门就停了下来，把雨衣挂在了一长排钩子上。我也跟着她们那样做了。那是两个女孩子，一个是瓷白皮肤、金发碧眼，另一个皮肤也很苍白，一头浅褐发。起码，我的皮肤不会很显眼了。
我把纸片拿上去交给了老师，一个高个子、秃顶的男老师，他在讲台上放了一张名牌，写明自己是梅森先生。看到我的名字后，他呆呆地看着我——不是什么鼓励的反应——我自然唰地一下子红了脸，红得跟番茄似的。不过至少他没有把我介绍给全班同学，而是直接把我打发到后面的一张空着的课桌上去了。坐在后面，增大了这班新同学盯着我看的难度，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还是做到了。我一直低着头，看着老师发给我的阅读书目清单，都是相当基础的：勃朗特、莎士比亚、乔叟、福克纳。我全都读过了。这很令我欣慰……同时又让我觉得厌烦无聊。我不知道妈妈会不会把我原来写的那一夹子论文给我寄过来，或者说不知道她会不会认为那是作弊。老师嗡嗡嗡地讲他的课时，我在脑子里跟我妈妈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争论。
下课铃响了——发出一阵刺耳的嗡嗡声，一个瘦长瘦长、有皮肤病、头发黑得跟抹了发油似的男生从过道的另一边倾过身来跟我说话。
“你是伊莎贝拉·斯旺，对吧？”他看上去过分热情，像那种典型的象棋俱乐部成员。
“贝拉。”我纠正道。距我只有三张课桌之遥的同学，全都扭头看了我一眼。
“你下一节课在哪儿上？”他问。
我不得不在书包里查对了一下：“嗯，政治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