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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牌子在其他方面都比王安强，王安的优势是“文档处理最便捷专业，而且便宜，去掉了其他非办公功能”。不过当时电脑很贵，除了用来科研的，基本上都是用来办公的，几乎没人拿电脑打游戏，所以办公电脑在个人电脑里占比很高）
王安一开始发言的时候，还力求姿态公允一些，免得让人觉得他是跟IBM同行相轻。
此刻一看中方人员都不反驳，心态就又好了一些。
他给儿子使了一个眼色，示意儿子继续往下展开，说说“开放式系统存在的兼容性弊端”等详细技术问题。
刚才他本人说的那些，是说给行政人员听的。他让儿子说的那些，就是说给技术人员听的了。
刚使完眼色，他还忍不住瞥了一眼会议室一角那两个在拍照的人——今天的座谈会，也是要有照片留档的，万一什么时候要上新闻呢，或者以后要编纂行业发展史呢。会议室主席台上，还挂着横幅。
王安揣摩着，一会儿说不得要拉下老脸，问科委宣传口子的工作人员，要一点照片收藏一下。
回去之后，也好让卡宁汉和约翰·钱伯斯看看：我儿子可是到了国外，也能跟外国的产业科技主管部门的人谈笑自若、并且受他们重视的！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服他接我的班！
嗯，至于是参加了什么座谈会，可以含糊过去。
八六三什么的，美国人肯定没听说过，哪怕你解释清楚了他们也会轻视。
那就跟卡宁汉他们说，这是一次“不亚于‘尤里卡计划’——也就是欧洲人对标‘星球大战计划’的计划的座谈会”！
蹭名计划这种事情，大家都会干。
王列被父亲鼓舞，也就洋洋洒洒说起技术细节来。他这人没什么开拓性，但基本功还是很扎实的，备好了功课来有的放矢，着实忽悠得人一愣一愣，以为“虎父无犬子”呢。
大伙儿非常礼貌地花了15分钟听王列说技术细节，说完之后，刚才提问的行政人员扫视了一圈全场，似乎在询问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尤其目光在顾骜那儿停留了一下。
“张先生，小顾同志，我们对美国的产业界情况不太了解，不知你们二位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是做半导体的，只为电脑集成商提供最好的芯片，这些不是很了解。”张仲谋率先置身事外。
“我觉得王先生说的技术细节，都对，非常精辟，对我也很有启发——个人电脑，乃至小型机、服务器，其操作系统在从封闭式系统向开放式系统转化的过程中，所容易出现的技术风险，王先生几乎都说对了。”顾骜中肯地点评了一句。
不过，王安和王列听了，却一点都不觉得放松。
顾骜这语气，明显是后面马上要跟“但是”啊。
连委里的那名行政人员都听出来了，主动追问：“但是呢？”
顾骜轻轻一笑：“也谈不上但是，我倒是想到了一个笑话——王总，这个笑话您一定不陌生，因为是发生在你的老对手IBM身上的，IBM当年要不是因为这个笑话，也不会有王安电脑了。”
顾骜一句话就压制了王安的插话。
毕竟他直接挑明了这是IBM的笑话，而王安电脑就是靠着IBM无视的市场崛起的。
而其他所有听众，一下子都激起了兴趣。
如今传媒闭塞，并没有什么行业励志故事能听，国内企业家都在拿《松下幸之助传》和《亨利福特传》作为管理学教材呢，顾骜能说出一个IBM的干货黑料，大家也好引以为戒啊。
“40年前，IBM的老板托马斯·沃森说：世界上只需要5台计算机就够了。当时他的算法错了么？其实也没错，因为那时候的计算机，都是最尖端国家科研机构才需要的。
他觉得，同盟国四大国每个国家的首都放一台巨型机，整个国家的科研体系都搬到这台巨型机附近，需要算力的时候就申请机时，不就行了么？这么昂贵的东西，造太多不是浪费？
我们中国人或许对这种情景更不陌生了，因为我们穷嘛，直到两三年前，我记得清华大学刚有小型机的时候，也是那么多院系、那么多研究所按需申请机时的。
可是后来呢？出现了大型机，小型机，服务器，个人机。现在的世界，有上千万台的个人电脑存量，电脑已经便宜到3000美元，王安电脑的纯处理文字的机型还不用3000美元，富裕国家已经用电脑开始文案办公了——所以王安电脑才崛起了。
而摩尔定律自从60年代提出后，至今没有失效，我们根据计算机保有量增长曲线简单预测一下，就能断定未来10年，20年，世界上的计算机保有量会达到1亿台、10亿台。
等到地球上有1亿台个人电脑的时候，‘商务精英办公’还会是个人电脑的主要应用场景么？10亿台的时候呢？所以，为了‘未来数年内，商务精英办公稳定性、兼容流畅性’而牺牲其他拓展可能性的封闭设计，真的能适应未来社会么？”
“好像有点道理，历史就是这样的……”
一个不和谐的声音，让所有人都觉得有些意外。
因为，本来主持会议的工作人员，还没敢直接附和顾骜。
毕竟顾骜的观点跟美国客人相悖了，总要给友邦人士留点面子的嘛，就算要附和，也回头私下里附和。
然而，这个不和谐的声音，却是王列自己不由自主自言自语的。
也就是说，美国人自己本身被顾骜说服了。
“顾骜这么厉害？连美国人自己都服了，那应该是真的。”主持会议的工作人员们如是一想，内心顿时有了底气。
而王安一听，好悬没气死——他丫的中国人倒没开口，自己儿子先被同行说服了。
真是窝囊啊，就没点主见吗？
“废物！你难道不知道顾骜是外交有关部门混出来的么！他的口才能信？那是尸山血海里骗出一条血路来的大忽悠！就算道理实打实全对，那也得因为他的出身打个折扣，何况本来就是模棱两可的！”
王安内心如是狂怒吐槽了一番儿子。
这种情况，只能是当爹的亲自跟顾骜辩论了。
王安平复了一下胸腹癌症患处的绞痛，咬着牙说道：“那小顾的意思，是觉得‘软件拓展性’非常重要咯？重要到靠硬件提供企业，乃至他的联盟友商，都无法满足的程度？未来必须进行充分的开放、让谁都能在这个平台上开发应用软件？我们今天讨论的，可不是侃侃而谈的定性问题，是定量分析。我没说IBM的模式未来永远不行，但我说的是5年内肯定不行，10年内不好说——你凭什么有那么大把握？”
姜还是老的辣，王安这番话看起来很中肯，关键是他自己真心这么相信的，所以颇有感染力。
一些与会人员的观念又被他拉回去一些。
顾骜知道这个问题不能正面回答。
因为正面回答铁口直断下预言，是没用的。
不过，他有的是办法。
顾骜可是后世回来的IT人，遇到这种战略性预测，不好预言咱就谈史嘛——克里斯坦森的《创新者的窘境》，那可是最好的攻击素材了，里面的经典案例，个个都是要人命的。
至于顾骜有没有对《创新者的窘境》倒背如流这个问题，没什么好担心的——你连《创新者的窘境》都不知道，后世怎么可能进得了阿狸巴巴？就算你应聘的是码农你都进不去呀。
克里斯坦森在IT圈里的知名度，那是绝对跟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一个段位的。
“王总，你觉得，25年前老托马斯·沃森能预料到20年前小型机出现时，需要多少新应用软件吗？你觉得，15年前小托马斯·沃森能预料到10年前个人电脑出现时，需要多少新应用软件吗？
如果你觉得能，那么你知道那两个时代，为IBM提供配套的公司，现在还有多少活下来么？我随便举个例子吧。众所周知，30年前的1956年，是您发明了‘磁芯存储器’，并且把专利卖给了IBM，让IBM造出了人类第一块硬盘IBM 350RAMAC。
在此之后，您可能因为再也没跟硬盘行业有交集，所以没怎么关心。不过我倒是复盘过这段历史。当世界上只有大型机的时候，那些为大型机提供22英寸硬盘的企业，他们普遍活到60年代末就死了，98％都死了，只有2％转型活到了14英寸时代，为小型机提供硬盘……”
顾骜的具体措辞，就不全部赘述一遍了，免得水字，反正他就是把22寸、14寸、8寸、5。25英寸……每一代企业因为被其现有目标客户的需求所绑架，而最后死亡的血淋淋故事，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