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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卿厚，劳动路小学校办包装厂。”
“连小学的校办工厂都来了？”那个名叫董国明的人其实有点城府，但听了这话也忍不住笑出声来，“不对啊，那厂子我好歹也听说过，厂长不是朱大标么？换人啦？”
“我是供销科长。”宗卿厚惭愧地说。
董国明一副已经脑补出真相的高深样儿：“我懂了，朱大标是舍不得卖他那张老脸，又不敢无视市办袁主任的文件，所以让你过来捧捧人场。其实压根儿没必要嘛，有实力的厂子肯响应的太多了。不过，你肯代厂长丢人，回去他也会记你的好。”
这话已经有些过于敞亮和羞辱了，但也可以看出一所小学的校办工厂确实有多不受人待见，人家压根儿不需要照顾你的情绪，你弱得毫无被利用的价值，懒得跟你虚与委蛇。
1982年的中国，城市失业问题非常严重，所以才会在79年开始的“个体户”和“乡镇/社队企业”之外，在城市里涌现出那么多响应国家号召而成立的“全民办”集体企业。
说到底，这就是学习农村的“乡镇企业”成功经验，想在城市里也套用一下。一开始，只是国有企业可以在编制之外再弄一个“全民办”。
然后看效果不错，就蔓延到了事业单位都能搞“全民办”，最弱鸡的，就是那种小学、社区医院之类本身都弱不禁风的小单位，都搞自己的厂子。
这些全民办集体企业，和国企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没有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指标，也没有原材料划拨指标。你可以借用厂里的生产设备和技术指导，但来料和销路全部自己解决，比较灵活，基本上是市场上缺啥你就能造啥。
84年之前，这些“全民办”的产品销路一度还比部分按计划生产的国有企业更好些，因为当时社会上什么物资都匮乏，你不管造什么总有人要。不过85年之后，这种粗放的乱拍板型生产就出现结构性过剩了。
宗卿厚早已习惯了这种歧视，他也无所谓。
他是吃过很多苦的人，刚刚中学毕业就赶上了十年不可描述，去江对岸的会稽下乡了整整十几年，79年放松知青回城的顶替政策后，他才得以回到故乡。
为了回故乡，他什么工作都可以做，哪怕从小学校办厂里最丢人的推销员做起都行。三年下来，他因为销售业绩好，爬到了供销科长的位置上，脸皮早已刀枪不入，怎么会因为别人的歧视而心生波澜呢。
朱厂长让他来丢人，他却要涨涨见识。
……
“介绍一下你们的单位吧。”
宗卿厚被领到会议室里后，顾骜开门见山就问。
别好奇顾骜为什么会在这里。对外宣称，他是马风的老同学、被马风请来帮助外商把关谈判的，这事儿马风走之前跟袁翔说过，袁翔也是求之不得。
顾骜虽然官位不高，但钱塘官场里很少有不认识他的，也知道他在外资委混得风生水起。这种潜力股，是人人都想交好的。
宗卿厚稍微平复了一下情绪，开始侃侃而谈，大致把情况说了一遍。
这间屋布置得不太友好，与其说是会议室，还不如说是面试室呢。
“你们厂只是个包装厂嘛，这跟外方的要求不太符合——红牛集团是准备把钱塘基地作为其在华乃至世界研发中心的。你们区区一家包装厂，准备怎么帮助外方解决浓缩原浆生产技术的研发问题？别紧张，我不是让你们负责组织研发，但你得有被利用的价值。”
听了顾骜严厉的批评，宗卿厚却意外地觉得松了口气。
看样子，这个考官并没有鄙视“校办工厂”的硬指标，而是奔着解决问题来的。
宗卿厚深吸了一口气，诚恳地说：“关于研发，我们确实没有相关人才，我们只能说，全力配合泰方的工作，让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要协调什么资源就帮忙协调。不过，我觉得贵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这么贸然改变曾经在泰国的产品定位，试图推出新包装的‘浓缩原浆—勾兑’产品，太可惜了！棕红色玻璃药瓶的红牛糖浆，在我观察下，本来是挺适合现阶段中国市场的。”
这人倒是有趣，知道自己的企业，在研发方面帮不上外方，竟然一边诚恳表示让干啥就干啥，另一边反而劝谏外方不要推新包装和新生产工艺。
“你这是让我们削足适履吧。改成易拉罐不仅美观，而且还便于快速扩大生产。”顾骜威严地质问。
毕竟，后世他看到的卖得很火的红牛，就是金属易拉罐包装的，他有先知的优势，所以想都没怎么想，就觉得面前这人是在瞎说。
第376章 胡不食肉糜
“不，先生，对于红牛的牌子，我从中国队世界杯出线就有关注过。前天接到袁主任的通知后，我又研究了两个通宵。我觉得，红牛改换包装或许在外国是有道理的，但却不适合现在的中国市场。”
宗卿厚知道这是自己唯一表现的机会，抖擞精神合盘托出。
“说下去。”
宗卿厚感受到了鼓励，一鼓作气说完：“我过年的时候，在药店看见过玻璃瓶的红牛，供货量很少，我买了一瓶。第二次再去时就没了，应该是卖完了。那么小一瓶糖浆，在中国的零售价是1块钱人民币1瓶。
我不知道外地的平均工资怎么样，但我们钱塘这边，国企刚转正的二级工人工资，今年才48块。1瓶1块钱的红牛，已经相当于单职工家庭1天的伙食费了。您觉得这么贵的价格，如果当成饮料卖，谁会舍得买呢？
但是，装在跟治咳嗽的蜜炼枇杷膏一样的长方体棕色玻璃瓶里，效果就不一样了。人们会觉得这是药，是治病的，或者至少也算是滋补的。人们为了治病强生，花相当于家里一天伙食费的钱去买一瓶，就有可能了。
尤其是我看了电视上的采访，有国家队主力前锋古广明、容志行、沈祥福亲口说，他们喝了之后，跟新西兰那场附加赛，下半场奔跑耐力比前两轮明显好了。
所以过年前那天，我自己买了一瓶后，就守在那儿问其他买的人。他们都是家里有孩子今年要高考、或者有孩子小学毕业要选拔体校，所以才忍痛掏这个钱。谁肯舍得为了好喝或者刺激才喝啊。”
他絮絮叨叨说到这儿，看顾骜始终没有叫停的意思。
但他真的已经无话可说了，只能让场面陷入冷场。
顾骜其实是陷入了沉思。
他太相信穿越者的先知先觉了。而且，他也一直知道，自己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知民间疾苦”。
前世他物质上没吃过苦，那就不用说了。即使穿越到了这个时代，他的日子横向对比也一直是不错的——这个世界上，比普通国企工人家庭还穷的存在，还有很多呢，顾骜根本没见过。内地有些偏远省份，也比钱塘要贫穷些，顾骜也见都没见过。
这是他指导行动的最大局限性。
确实，如果是跟另一个时空那样，80年代末才让红牛进入中国，肯定是易拉罐那种新潮的包装才最好卖，也便于扩大生产。
但是，顾骜把这个进程提前了6年。
这里面就有很大问题了。
因为中国的物价，在84~85，87~88，是经过两轮暴涨的。倒不是说当时经济不好才通胀，而是因为票证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过程中，必然会有阵痛——一样样东西从凭票供应，变成敞开了卖，那肯定会造成哄抢和价格上涨。
所以，这段时间，基本上是3年物价翻一倍。
82年的物价，只有88年的四分之一。
同期，东南亚的经济和物价基本上没什么波动。82年卖五铢钱的200毫升玻璃瓶红牛，88年还是卖五铢钱。
这就导致，在人民购买力承受方面，显得82年中国的红牛，陡然比另一个时空刚进入中国时，贵了四倍。
这种情况下，还当饮料卖谁喝得起啊。
只能当补品卖了。
而补品就不需要新潮的包装了，有时候就是要低调古朴一点，跟药品近似，这才给人一种舍得花钱的心理暗示：这是药，治病的，再贵也值得。
没想到区区一个小学校办工厂的职员，竟然还是挺有眼光的人才。
顾骜这才起了惜才之心，开始关心对方的个人信息。
本来么，这些人他一个都懒得问名字。
“嗯，不错，你叫什么名字，对了，你是那个小学包装厂的厂长么？”
“不敢，鄙人宗卿厚，只是供销科长，我们朱厂长今天实在是有生产要忙着亲自抓……”
“宗卿厚？”顾骜微微一愣，然后又翻过刚才的企业资料看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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