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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香江的最廉价体力型黑工，如今都要50块港币一天的薪水了。能确保不虚焊的优秀电子厂焊工，起码开价200一天。（后来SMT普及后，有了自动的波峰焊/回流焊，电子厂工人工资才下降的，因为手艺不重要了。）
不过，顾骜稍微查询了一下相关政策后，就发现把厂子设在深市有个最大的问题——美国公司的Z80型CPU芯片，无法以正规途径入境。
原因则是外汇管制。
这也是后来80年代，国内在电子产业发展上，远远不如湾湾和韩国的原因。
当时，国内对于把东西卖给外国人创汇，是非常欢迎的。
但如果在这个创汇的过程中，你必须首先进口外国的原材料、加工后再出口，赚取一个差价，那就非常麻烦。
国家最怕的，是进口进来的物料，无法严格按照当初申报的用途使用——比如顾骜要开游戏机厂的话，申报了买1000片Z80的CPU，每片消耗外汇150美元；如果最后确实出口了1000台游戏机整机、每台售价500美元，那也就罢了。
怕就怕最后出口只出了800台，还有200台偷偷在国内高价卖掉了，甚至是把这200片差额的免税Z80用于生产彩电/自动洗衣机的控制板——那样，就没有把所有进口物资都用于创汇，而是被中国人自己“堕落”地“消费”掉了。
这是国家非常忌讳的，因为当时的导向就是“所有的外汇都该用来创造更多的外汇，而不是供国民奢侈”。同时挪作自用的话，还涉及到一个“避税走私”的嫌疑。
如果过个15年，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因为统计手段、法治完善程度和技术监控都上来了。
弄个隔离的保税加工区，比如沪江的浦东保税区、姑苏的昆山保税区，确保进口到这些地区的物料，统统不许流入国内的其他地方，只许在保税区加工完后、走太仓港原进原出。所有花外汇买进来的东西，只能用于赚外汇，而不是给国民自己消费。
但是在79年谈保税，显然太不实际。
所以，要在国内建厂，最大的瓶颈就是“只能建设所有原材料都能在国内找到供应的厂”，如果原材料要靠进口，就完蛋了。
而同期的湾湾和韩国显然没有这种顾虑，湾湾只有不到2000万人口，韩国也才三四千万。他们很容易统筹，既然赌了国运（地区运）要搞电子产业，那就每年进口个几亿片英特尔和其他顶级芯片巨头的各种高精尖原材料。
哪怕最后真有两三千万片被用于生产国民消费品了，只要剩下的几亿大头全部是拿来出口的，湾湾和韩国就不怕外汇枯竭。
在这种大水漫灌的决心下，把国家/地区发展赌在三星/LG或者台积电/富士康身上，也确实可以出成果。君不见如此孤注一掷十几年后，三星一家就能带动韩国全国三分之一的GDP了。
两地在产业链上向上下游发展了十几年后，终于开始搞自己的芯片，后来三星和台积电也颇为成功。而国内直到17年才爆发中兴被芯片禁运案卡脖子。
但湾湾和韩国的路，明显不能适合内地国情——以国人对当时凭票、匮乏的电子产品之渴求，恐怕是几亿片的英特尔制品涌进来，我们的内需市场都能消化掉，那国家的外汇储备就彻底清空了。
而且哪怕垄断了全世界的电子产业，这个行业的规模也养不活一个十亿人的经济体。不舍得为这个行业打乱了外汇管制的全局。
顾骜思之再三，觉得去深市办厂还是风险太大。
最后，他模模糊糊敲定了一条思路：
“或许只能考虑两段式的加工布局了——国内找个工厂委托加工也好，自己弄个挂靠的电子厂也好，把‘不需要用到Z80款CPU’的半成品造出来。然后运到日本。在日本再以港资公司的名义，弄个小规模的装配车间、稍微雇几个工人。这些人只负责把CPU焊到电路板上、然后烧制程序并整机检测，然后包装供货。这样用不了多少人，日本这边工资高也就忍了。说不定将来还能发展成一家提供售后服务型的本土小企业。只要销量撑得住，成本不是问题。”
顾骜也被自己的脑洞折服了。
如此一来，离开日本之前，他只需要考虑如何在这儿发展一个代言人，并且搭建起一个检测装配的小车间班子，以及弄到一批Z80芯片的进货授权。
还是缺乏常驻日本的代言人啊。
“不管了，先把第一批Z80的货源弄到手，这玩意儿还不卖给个人用户，必须是申报过用途的企业客户。美国人还真是管得宽呐，拿了钱还不卖货，唯恐被敌对势力拿去干坏事。”
第125章 我重重地来了
8月12日，一个星期天，顾骜在无法再拖延行程的情况下，几乎是踩着DEAD…LINE回到了国内，初步汇报了谈判工作。
回来之前，他去香江绕了一圈，把贺子强律师送走了，也跟林国栋面授机宜谈了很多增资、扩大经营权限、注册在日全资子公司的事宜。
从西角友宏那里弄来的东西，顾骜并不能马上投产，因为要移植降低成本和修改、跟上时代的进步，所以至少一个多月后才能下单。再晚的话，顾骜也怕其他日本厂商真的自己摸索出“射击游戏”这个街机概念，那他的赚头就小了。
毕竟随着基础技术越来越成熟，总会有人发现射击游戏的前途的，蝴蝶效应拖得了半年，却拖不住历史车轮的整体大势。
同时，顾骜也在香江商界溜了一圈，试图寻找肯在他买回来的日本电影上、花钱做贴片广告的商人。
如今的日本品牌，不管是松下还是东芝，肯定是不肯在中国的影视市场上投放广告的。
因为都要凭票进口，有多少就能卖掉多少。而且日资也还没到建立在华代工厂的程度，不可能供应本土化、不要外汇的好货。
而港资就不一样了，许多港资品牌，几乎是第一批进驻深市特区蛇口工业区的，而且是实打实地设立生产工厂——因为免税工业区才三个月，所以技术含量高的工厂还没开起来，最大的两家只是鳄鱼和金利来，也就是港资名牌的服装厂。
这两个牌子把厂子开到内地来之后，面料、机器和工人都是花人民币在内地直接买和雇的，不需要用到外汇，所以是“用人民币赚人民币”的性质，可以敞开了开工，这点就跟日系牌子有根本性的立场差异了。
因为内地人对港货名牌的盲目崇拜，金利来的内地版虽然售价比本土化没牌子的成衣要贵好几倍，但依然会受到人们的追捧——只要它能够让潜在消费者知道、“我是香江来的牌子，穿我就代表时尚”，这就够了。
国内的第一批万元户，乃至乡村企业家，如今都是有点钱了，却还没社会地位。个体户还是“没编制、没出路、迫不得已”的代名词。
所以他们急需一样穿在身上就可以彰显实力、提升自信心的道具。
国内的媒体，还没想到找这些刚刚进来的港商拉广告，顾骜算是第一个想到了。
他把《远山的呼唤》等六部日片的内地版权买断消息传回国内后，一边让马风立刻找样片开始做译制工作（翻译好之后还要徐凌的人重新配音），另一边就是在香江寻找广告主。
顾骜托林国栋的关系，拜访到了金利来的曾老板。
一开始曾老板听说是来拉广告的，还挺不屑，甚至对林国栋这个有业务合作的大律师都略有责怪。
“顾先生，我很希望打开在内地的品牌知名度。但恕我直言，内地的影视广告我还没考虑过——据我所知，那里的国民连5％的电视机拥有率都不到，看得起电影的人也很少吧。上个月我跟贵国的央视联系过，居然夜间档1分钟广告、放一个月，就敢问我收50万港币。你们的价钱太黑了。”
其实央视的要价，跟如今的物价还是比较匹配的。
14年后，商品经济的国策正式确立的次年，央视也跟上形势、正式搞了竞标制。第一年的要价就有300多万一个月了，而且明显是被试水的人低价摸鱼了。第二年大家都知道广告的威力后，立刻就翻了一倍。
94年的物价和工资水平，固然要比80年高6倍不止，但考虑到如今央视广告少，还是按“一分钟”的档期来卖，所以单价也算中规中矩。
只可惜国民电视机普及率太低，让港商望而却步了。
不过，顾骜却开门见山就提出了一个对方听都没听说过的广告费新算法：
“我知道曾老板的顾虑，但是，我们可以灵活合作么。我不是央视，我的广告费也不是一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