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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中包括了万历至崇祯期间攒造的一千本黄册，这是黄册库硕果仅存的孑遗了。
这些资料在修完明史之后，烧的烧，毁的毁，残存的被送入北京的内阁大库。这个大库坐落于紫禁城内，里面除了存放明末文献之外，还有清代的诸多诏令、奏章、朱谕、外国表章、历科殿试卷子、盛京老档等等。这个大库的收藏十分丰富，戒备也异常森严，王国维曾经评价说：“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
转眼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大清国眼看要完。这个内阁大库年久失修，收藏急需清理。但主事人不知怎么想的，觉得最没用的就是那些年代久远的档案，把它们都挑出来要统一焚毁。幸亏在学者罗振玉的坚持下，这个计划没得到执行。罗振玉亲自下场，将这些价值千金的旧档装了八千个麻袋，转移到了国子监内。
及至民国，政府筹建历史博物馆，又把这八千麻袋文件迁到午门，然后就一直扔在那儿无人问津。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当上了教育总长之后，委托鲁迅进行整理。可惜篇卷浩大，以鲁迅先生的能力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只勉强完成了二十麻袋的工作。剩下的就只能搁在原地，任由别人随意盗取。鲁迅先生曾专文介绍过这段经历，叫《谈所谓“大内档案”》，收在《而已集》中，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1921年，教育部的资金入不敷出，便把主意打到了这八千麻袋上面。他们以四千零五十枚银洋的价格，卖了十五万斤档案给西单同懋增纸店。纸店把这些档案运去唐山，准备打成原浆。幸亏罗振玉得知此事，也幸亏他手里有钱，以三倍价格从纸店把这些档案抢了回来。
罗振玉深入挑拣，从里面搜拣到了颇多明清资料，出版了《史料从刊初编》，是研究明末清初的重要材料来源。
1924年，罗振玉以一万六千元的价格，把这批档案中的十二万斤卖给大收藏家李盛铎；1928年，李盛铎把其中六万件交还溥仪，剩下的卖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从中抢救、整理出了四十册明清史料，尤其是明代史料最为珍贵。
几经周折，这八千麻袋内阁档案已经严重缩水。抗战开始之后，政府迁移了一部分到南京，还有一千七百麻袋的资料留在了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档案局于1958年对这一千七百麻袋展开了清理工作，最后挑出三百麻袋具有史学价值的资料，其中有三千件明代的文牍档案，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至今。
往日的喧嚣，就这样逐渐远去了。
细小的尘埃缓缓落定在破旧的黄册封皮上，悄然累积，不再飘起。不知历经世事的它如有灵智，是否会回想起那些年在后湖黄册库的日子。
尾 声
最后的最后，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需要介绍。
弘治年间，四川合州有一位叫赵官的小孩。他听在中原做过官的长辈讲，金陵城边上有个后湖，后湖里藏着铜版册，不是公事的话没人能进去，普通人只能远远望着，俨然如仙山一般。年幼的赵官将信未信，但印象极深。
到了正德六年，赵官进京赶考，名列三甲。他被分配到了南京，担任户科给事中，主管后湖黄册库。童年的幻想，就这么突然出现在眼前，这奇妙的命运境遇，让赵官惊喜莫名。
大概是因为多了一层童年的情怀，赵官对后湖黄册库格外上心，一到任便做了几件大事：将厨房从中洲转移到荒洲，制定了严厉细致的防火条款。全靠他打下的基础，后湖黄册库二百余年运营，不曾发生过一次火灾。他还积极上书，要求改善驳查监生生活环境，严查黄册舞弊，等等，总之是个闲不住的人。
赵官太喜欢后湖了，他觉得这么历史悠久的一个册籍库，如果不为它写点什么，未免太可惜了。用赵官自己的话说就是：“惜其历年既远，诸例散逸磨灭，而莫肯为之志者，使夫有事于湖者茫然无所执持，懵然无所遵守。”
赵官找到一位叫杨廉的学者，说他打算为后湖修一部志。杨廉是在《明史》里有传的大人物，也曾担任过一任后湖主官。他对赵官的这个想法大为赞赏，鼓励他说，你来写，我帮你校订。得了前辈背书，赵官士气大振，叫上他的副手——眉州人赵济宽，一起利用工作余暇搜罗一切相关资料。
这件没有酬劳的业余工作持续了两年，先后八次修改，最终在正德九年成稿，定名为《后湖志》，一共十卷。
此书名字虽然看起来像地理志，但其实里面主要收录了黄册库的沿革掌故、黄册典籍变化以及后湖主官与朝廷之间的奏疏公文往来，还附了与后湖有关的诗文二卷——与其说是后湖志，毋宁说是一部后湖黄册库史。
书成之后，赵官拿去请杨廉校对，不料却惊动了一位更厉害的人物，叫罗钦顺。罗钦顺是江右大儒，号“整庵”，曾与王阳明书信辩论良知之说。他看到《后湖志》后，颇为欣赏，称赞说：“自今以往有事于湖上者，既得有所据，以适夫损益之宜，以谨厥藏，将永永无弊。”并欣然为之作序。
赵官此举，也得到了继任者们的认同。在他之后，嘉靖二十八年的后湖主官万文彩、李万实在其基础上，增补了正德、嘉靖两朝文件；此后嘉靖四十一年，又有陆凤仪再次修订。此后万历、天启两朝，也有人不断增补，遂形成了现存的《后湖志》规模。可惜崇祯一朝，黄册形同虚设，后湖主官也没什么心思继续增补，以致缺少了明末一部分。
《后湖志》是研究明代黄册最直接、最权威也最翔实的一手资料。其他史书论述至此，要么概略一说，语焉不详，要么高屋建瓴，深究其意义，不及其余。只有《后湖志》里提供了大量有趣的细节，细到黄册库工食如何分发，驳查监生吃饭如何解决，黄册纸里夹带了什么原料，朝廷挪用本库银两用的什么借口，等等。
本文写作所提及的大量事迹，几乎皆从《后湖志》中得来。我一直觉得，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之外，我们也需要这些琐碎细节。只有从细节里，才能还原出一个生动、真实的黄册图景，进而从黄册库的变迁争吵中，管窥到大明兴衰起伏的规律成因。
一次意外的机会，我得到《后湖志》，一读之下，大为喜欢，遂有了动笔写写的念头。通读了《后湖志》数遍，查阅了大量前辈文献，又请教了一些专家学者，甚至特意跑到玄武湖逛了几圈。
玄武湖如今在梁洲上设有一栋二层小楼，里面是明代黄册库遗址文化展。虽然几乎没什么实物，但设计上颇有可观之处。当我踏入二楼时，看到册架旁立有赵官泥塑一尊。
可见不欲让黄册库被历史忘记的人，也终将被历史铭记。
另外要特别感谢南京的吴福林老先生。他以古稀之年，将深藏故纸堆中的《后湖志》整理点校出来，实在令人钦佩。《后湖志》版本稀少，存本质量差，里面还有大量俗字、错字、漏字，逐一校对是件极辛苦的工作。像这种冷门史料，即使校对出来，也鲜有人问津，做这件事几乎是没有任何回报的。吴老先生在序言里如此说道：“我这个年龄的人已无意钱财，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些什么，只要有益于世，便于愿足矣。”
这篇成文，也是希望能让吴先生的成果不致唐捐，能被人一直记住。
附部分参考论文如下：
何柄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论明代里甲法和均徭法的关系》《明代粮长制度》
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
李新峰：《明初每里甲的数量与轮役方式》
栾成显：《明代里甲编制原则与图保划分》《明代黄册研究》
饶伟新：《明代军灶籍考论》
胡铁球等：《婺州鱼鳞图册的遗存与研究》
侯鹏：《明清浙江赋役里甲制度研究》
黄忠鑫：《在政区和社区之间》
赵金敏：《馆藏明代户帖、清册供单和黄册残稿》《明代黄册的发现与考略》
赵小强：《后湖黄册库藏册编号未用千文架阁法原因探析》
赵践：《记明代赋役档案——黄册的最后遭遇》
宋菲：《论明代后湖黄册库的档案保护与提供利用》《明代黄册库设置状况及管理制度研究》王毓铨：《明朝田地赤契与赋役黄册》
张志斌：《明初赋役制度新探关士户帖均工夫和黄册》
秦新林：《明初鱼鳞图册再探讨》
孔繁敏：《明代赋役供单与黄册残件辑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