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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结局沾沾自喜，觉得自己用力量帮助了某些人。
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不过是被愚弄的傻瓜罢了。
在一片庆祝之中，也只有少数人注意到，王宁被任命为后勤部科技部的副部长，也是第一副部长，协助后勤部部长负责整个科技部。
而科技部的部长是后勤部部长担任，作为军队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后勤部部长不可能将精力放在科研部中，换句话来说，王宁算是彻底执掌了整个科技部。
第964章 科技部
科技部是军队后勤部中一个极其特殊的单位，级别虽然比总后勤部低半级，部长却是由后勤部部长兼任，同时，副部长享受着副部级待遇。
除了级别略显异样之外，管辖领域更加异常。只要是军方实验室，科技部都有插一手的权利。即便是一些大型的国家级实验室，也绕不过科技部这个部门。
从人事到财政，都需要跟科技部进行对接。除非是最顶尖，也是最绝密的任务，否者，任何实验都需要在科技部进行实验并且提出申请才可以完成。
管辖范围之大，跟后勤部相比也没有太大差距。甚至，在很多人眼中，科技部就是后勤部的后勤部，在一定程度上比后勤部还要重要。
像这种特殊的部门突然换帅本来就是一件大事，更何况，这一次出任科技部第一副部长的竟然是王宁。
在科技部之中，有部长以及三位副部长，除了正部长由后勤部部长兼任之外，三个副部长负责整个部门的管理工作。
尤其是第一副部长，就相当于整个部门的实际领导。除非正部长想要插手，否者的话，他就是整个部门的总负责人。
一般情况来说，兼任的领导很少直接插手部门的管理。
领导兼任是什么情况，通常是高级领导兼任某个比较重要的部门，比如说副市长兼任公安局局长，这种情况下，副市长的权利自然比公安局局长高，而且两则之间站的位置都不同。
公安只能管理一块，副市长主管的是全市事物，除非他的管辖范围只有公安部门，否者的话，副市长的主要精力会放在整个市，而不会局限于公安部门。
科技部也是如此，正牌部长有自己的事情，有总后勤要处理，自然不可能投入全部的精力掌管科技部。他最多会关注科技部的动向，了解一些大型的项目，却不会主动参与管理。
这也正常，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他在科技部用的精力多一点，放在其他领域的精力势必会减少。而且蛋糕就那么大，他少一点权限，就意味着别人多一点权限。
再加上科技部的专业性，管理者必定是熟悉科研领域的内行人。
华国是世界上古人类文明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人类文明的发展，在远古时代，萌芽状态的科学技术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的制作和发展。而生产工具的制造和发展也构成了早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华国的先民，到公元纪元前后，大致上依次完成了上述三个时代的过渡。
旧石器时代的先民使用打击的方法制造各种石器，而没有任何进一步加工。到目前为止，华国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几百处，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用火的证据，比如京城人遗址的灰烬的堆积层厚达6米。此外旧石器时代的先民也开始制造并使用骨器、绳索。
我们的先民大约是在距今约1万年前左右，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新、旧石器时代的区别是：出现了经过加工的、更加合用并有锋利刃口的磨光石器。由于可以在石器上钻孔而创造了绑扎得更好的带柄石器（斧、耙、锄等），还发明了制陶技术（又一种火的应用技术，熟食以及各种器皿更加多样）。此外弓箭普遍使用，出现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甚至已经开始酿酒。
华国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就已经开始出现铜器。商代中期以后华国的青铜技术逐渐成熟。青铜工具和大规模奴隶劳动的使用，使社会劳动分工进一步得以实现，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甲骨文、金文的出现和发展，使华国进入了有文献可考的历史时代。文字的出现使得文明发展大大地加速。
春秋战国时代，对中华文明史讲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同时，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思想等等都在快速的发展。社会思想方面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学说争论的重心，乃是社会秩序如何变革以及道德观、**观、价值观等等如何规范。在诸子百家思想当中，涉及到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内容则不是很多，例如对后世曾经具有长期影响的儒、道两大家，他们的思想并不很重视科学和技术。相反，我们却可以说他们大都是轻视甚至可以说是反对科学技术的。
首先儒家讲的“六艺”，道家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虽然他们都谈到了“天人关系”，但他们大都是要人们顺从天意，很少要求人们应该对天、地、自然界的实质进行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实际上，也可以说先秦诸子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关心都是比较缺乏的。虽然在《孟子》那里可以看到“苟求其故，虽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之类的话，但是《孟子》思想的中心并不是提倡人们应该利用“苟求其故”的精神去进行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孟子》思想的中心还是讲究“性善”、“性恶”的**学说，以及讲究“王道”、“霸道”、“民为贵”等等政治思想，探讨人们应该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
其次，在诸子百家的显学之中，特别是儒、道两家，不仅缺乏关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而且可以说他们对此都是持比较反对态度的。儒家把它们看成是“奇技**巧”，认为纣之所以失天下就是因为他“作奇技**巧以悦妇人”，还说“作****、异服、奇技、奇器，杀”，并认为“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二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由此可见科技工作者的地位是很卑贱的，而且不时还有被杀头的危险。而道家则认为：“人多利器，国家兹昏；人多技巧，奇物兹起”；“常使民无知无欲”；“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再次，儒家认为“玩物丧志”、“君子不器”，鼓励君子要追求“大学之道”，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等说法。道家也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等等。他们所追求的“道”，大都属于精神境界、**道德的范畴。
第四，战国以后的华国社会，儒家一直处于统治者的地位。统治者心里也明白，在治理国家方面，单单只是一味的追求思想意识、**道德也还是不够的，也还有必要解决国计民生的问题。这也就是儒家传统思想中“经世致用”的思想。而“经世致用”思想的提倡，又在于是为了统治者“长治久安”状态的维护。这一思想并不能形成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推动。虽然如此，但它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终归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单单是依靠“经世致用”的思想来发展科学技术，那恐怕还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春秋战国时期，诸家蜂起，百家争鸣，名家辩学很是发达。这种争鸣对学术的发展（包括科学技术在内）是有利的。在其后的华国历史进程中，也是如此。
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相对的说，墨家则是比较重视科学和技术，而且同时墨家还对古代的逻辑学方面的发展有所建树。但是墨家的这许多建树，其目的也并不是为了自然奥秘的探索和对各种技术的深入研究。它们乃是为了贯彻墨家的政治主张——“尚贤”、“上同”，“节用”、“节丧”，“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等五组、十大主张（“十事”）来服务的。而且墨家并没有像儒家和道家那样得到持续的发展，秦汉以后几乎成为“绝学”，在社会上也较少具有什么影响力。当然这并不排除它的某些思想、它的某些论辩方法被儒、道两家所吸收。
总之，在战国时期形成的上述思想长期地影响着其后的华国社会，中华文明对社会**、秩序等问题的关心，超过了对自然现象的理论探求。
两汉时期，从社会经济形态、国家型制到官僚体系，甚至它的罢黜百家独尊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