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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元起道：“正要向皙子问计。”
杨度斟酌半天才说道：“无论哪一朝、哪一代，在新建立时都对名师大儒保持十二分尊敬，以任用贤能、宠怀名士证明自己是开明合法的政权。百熙你现在研究物理享誉海内外，兴办教育、编写教材也功在千秋，已经在政坛立于不败之地。无论谁上台，开始都不会亏待你，关键是之后。
“你的根基，包括经世大学、北平铁厂、人际关系等，都在京城。而京城附近正是袁项城的势力范围，所以袁项城必须交好。好在他如今是落地凤凰不如鸡，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百熙你只要写几封交好的信，保准他对你刮目相看。
“烧孙大炮的冷灶和与袁项城交好，并非是必须两选一，完全可以两边下注。而且孙大炮现在也颇为落魄，‘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百熙可以捐赠他一笔不大不小的款项，再把北平铁厂的炮送上几门，难道他以后还会亏待你？”
能够交好这两位民初伟人，孙元起当然千般愿意，只是现在自己一身关乎无数亲朋故旧的安危，这种风险性颇高的举动，实在需要仔细权衡利弊。
见孙元起一直没有表态，杨度隐约猜到孙元起的顾忌，当下大包大揽道：“百熙不用担心，这种事由我来做就好。”
“你来做？”孙元起颇为惊讶。
“当然！”杨度“哗”一声打开纸扇，“难道你不知道？幕僚就是专门替东主做这种脏活累活的。”
既然有人愿意主动承揽这种疏通下水道的活，孙元起自然大喜过望，拨付他一笔经费，任由他折腾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各种事情层出不穷，局势也越来越混乱，幸好总体上没有超出孙元起的认识范围：第一件大事，各省代表终于把请愿书送到了都察院，都察院不敢耽搁，赶紧把这块烫手的山芋扔到军机处。没几天，军机处便转下上谕，大意是：“我国幅员辽阔，人民知识水平不高，立宪筹备工作也没有到位，如果着急开议会，会破坏当前和谐稳定的大局。”干净利落地予以拒绝。——这是不是和当今政府对待官员任前财产公示的态度一模一样？——至此，第一次国会请愿失败。
第二件大事，是大年初三广州新军发动起义，其中首次出现了迫击炮的身影，给清廷极大地打击。虽然最终战败，但余部在香港革命党的接应下，顺利逃出广州城。果然不出魏镇雄、刘庆恩等人所料，清廷丝毫没有意识到迫击炮是北平铁厂流出去的。当然，广州新军也采购了部分迫击炮，清廷不怀疑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件大事，则是1910年2月22日军机大臣戴鸿慈病逝。戴鸿慈原任法部尚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司法部长，于1909年10月6日接替过世的张之洞，进入军机处，担任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他也是清朝二三百年里广东省籍任职最高的官员，为此，广东籍翰林曾在北京广东会馆隆重祝贺戴鸿慈入阁。谁知道到才过四个多月，他便驾鹤西去。军机处再次用一条军机大臣的性命证明：军机处六人魔咒牢不可破！
第二二八章且愿衔花效黄雀
杨度带着钱款施施然离开北京，开始了他合纵连横的无双辩士生涯。孙元起则苦命地留在京城，依旧过着朝九晚五的副部级公务员生活。学部的事情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每天军机处总会转来一些奏折，需要学部办理。1909年底到1910年初，孙元起就一直忙于筹办京师图书馆和筹建京师分科大学的事情。
京师图书馆就是国家图书馆前身。中国自古有爱书藏书的优良传统，国立藏书机构很早便已经出现。如今新建图书馆，各地官司宦士绅捐赠的热情比往经世大学送书还积极许多。孙元起搭建起里面的人员架构，图书馆很快就正常运转起来。
至于分科大学，则类似今天大学里分设的各种学院。京师大学堂在开设之初就被定义为中国最高等的综合大学，学科广泛涉及文、理、工、农、医、法等诸多方面。学生入学后，根据专业，按照《章程》规定学习相应科目，成绩合格后予以毕业。
最初的设想自然是极好的，可是实行起来却困难极多。
首先，课程设置不合理，导致学生上课经常不知所云。比如学习电路分析，之前总要先学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才能知道所以然。但大学堂眉毛胡子一把抓，根本不分主次先后，而且基于当初国人不懂西学的实际情况，课程内容普遍过于简单。
其次，老师经常缺岗，导致一些课程无法正常授课。京师大学堂的老师，要么是有点学问的本土官僚，要么是从国外聘请的洋教习。本土官僚多半俗缘未了，一边在京师大学堂做老师，一边与京中各部长官勾勾搭搭眉来眼去，期望捞个中意的实缺。一旦得偿所愿，马上离开学校，哪管听课学生的死活？至于那些洋教习，则多是在本国混不下去的失败者，被迫来到传说中盛产黄金和香料的东亚淘金，本身也没多少真才实学。京师大学堂只是他们短暂的栖身之所，哪天碰到发财良机，绝对是飘然而去，不带走一片云彩。
第三，学生人数众多，管理考核大为不便。科举制度取消后，京师大学堂毕业生可以授予进士、举人等功名，吸引传统的读书人一时齐聚，学堂入学人数骤然增多。京师大学堂本来管理就不严格，再加上位于闹市之中，难免龙蛇混杂，学校里一片乌烟瘴气。
有鉴于此，从1908年开始，学部就筹议把京师大学堂仕学馆按照学科拆分成不同专科，分开管理。经过近两年的筹措，终于拿出了分科方案：共分为经、法、文、理、农、工、商、医等八科，除了医科因为监督屈永秋尚未到职暂缓外，其余经科均于宣统二年（1910）三月间开学；其中还允许外国留学生到经科大学学习。
需要特别说明一下，这里的“经科”可不是后世的经济学，经济学在清末叫“商科”，经科特指儒家十三经为中心的经学。这门学问除了东亚数国，全世界还真没几个人研究。作为经学的发源地和根据地的中国在这门学科里的地位更是无人撼动。朝廷允许外国留学生来学习经学，倒是名正言顺。只是他们也不想想，现在还有哪个国家会派留学生来学习经学？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大力脱亚入欧，经学早已经被扫进垃圾堆。属国之中，琉球、朝鲜被日本吞并，安南、暹罗被英法圈为殖民地，廓尔喀也岌岌可危。难道指望美利坚、欧罗巴那些信仰基督的白人？
此次大学堂分科，不难看出其中很多设置参考了经世大学的做法，使得经世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标杆作用进一步凸显。
当然，凸显的不仅在于制度，还在于人事。
不用说，理科、工科的教员自然全是经世大学学子，连经、文、医也有不少是经世嫡系。此外，孙元起还举荐张元济出任理科大学监督、严复为工科大学监督、罗振玉为农科大学监督。
在学部和军机处看来，学部监督尽管是四品官，不过在教育口，而且是委派，半点实权没有，是鸡肋一般的存在。见学部侍郎保举，加上他们三位在经世大学办学确实卓有成效，居然都顺水推舟同意了。等上谕传到经世大学，张元济、严复、罗振玉三人才知道孙元起保举他们的事，都大感意外，赶紧乘车赶到城里，想向孙元起问个究竟。
刚一进门，严复就劈头盖脸的问道：“百熙，老夫的工科监督是你保举的么？为什么保举老夫？怎么事前都不和老夫说一声？”
“养移体，居移气”，孙元起担任提学使、左侍郎三四年时间，总算有点处乱不惊的模样。当下也不着急回答，而是恭敬地请三人进屋落座，奉上香茶后才慢慢说道：“不错，诸位先生的监督之职是我举荐的。要问为什么，这理由可就多了，比如我对京学堂总监督刘潜楼（刘廷琛）有些成见。
“诸位都是经世大学元老，知道近几年我们学校毕业生非常抢手，不仅各处学校需要，工矿企业需要，连本校成立研究所也非常需要。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国内需要大量高科技人才，而我们学校培养的人才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其他学校培养的学生则达不到社会需要的标准。京师大学堂作为全国公立最高学府，在此时理应肩负起这项重任，积极探索培养人才的方法。事实上呢？他们的学生正事不干，就知道逛窑子、喝花酒、捧戏子！
“我回北京后曾写信给刘潜楼，邀请见上一面，希望能说动他严加管束学生，提高教育质量。谁知他却拒不相见！好，他既然不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