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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将士都已经成烈士了。就是你和老项，怕是要么牺牲、要么成为顾祝同的俘虏，被押到重庆审判判刑。
刘一民说的太激烈、太狠了，简直是上纲上线的无情批判。项英和叶挺接受不了，当时就和刘一民吵开了，而且是两个人一起和刘一民吵！
吵着吵着，刘一民突然就冷笑了，讽刺项英和叶挺说，吵架的时候两个人一起上，亲的象同胞兄弟一样。平日工作里却貌合神离，卖盐的见不得卖面的，搞得新四军上下无所适从，陈毅他们不但得打鬼子，还得考虑如何应对你们两个的矛盾。要是在皖南的时候能这样团结，新四军军部怕是在一年前都移到江北来了，也用不着八路军航空大队损失几十架飞机、牺牲那么多的飞行员了，中央日报也不会在报缝里刊登他老婆要和他离婚的假启示了。有本事不要和他吵，去和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吵去，看他们怎么对付你们。
这一说，项英和叶挺都没脾气了，坐在那里闷着头喝茶了。
话不说不明、理不辩不清。刘一民和项英、叶挺吵了两次，两个人的脾气就没了，开始认真反思了。
刘一民接下来就开始给他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讲什么是抗战的正确的方针和策略。道理讲了一箩筐，总算是把项英、叶挺讲得彻底心服口服，心甘情愿地就在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部里给中央写检查。
到了这个时候，刘一民才向项英和叶挺道歉，说自己说话不注意方式，请老项、老叶不要往心里去。都是并肩杀敌的战友，没有什么不能掏心窝子的。他说的狠一点，总比让别的同志指着鼻子批判强。只要老项、老叶愿意留山东工作，他刘一民发自肺腑的欢迎。山东缺少能够独当一面的领导，山东我军作战任务又重，他和罗政委实在是忙不过来，需要得力臂助。也不说客套话，山东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那是不能让老项、老叶当的，你们也指挥不了。但是，山东缺少一个独当一面的政府领导、缺少一个独当一面的副司令员。这两个位置老项、老叶都适合。只要愿意来，相信中央绝对会支持！
这是真正的掏心窝子话，项英和叶挺都听进去了。他们也真正认识到了刘一民的胸怀，当即就联名给中央发报，在报上检讨的同时，请求调整工作，留山东协助刘、罗。
主席来电征求刘、罗意见，说项英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叶挺同志是南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两个人年龄比刘、罗大，资历更是比刘、罗深的多，要刘、罗慎重考虑工作配合问题。如叶、项能留在山东，山东的领导力量必然得到加强。
主席的电报有意思，用罗荣桓对刘一民说的话来说，就是主席实际上是希望二人留在山东工作的，只是担心刘、罗驾驭不了。
刘一民当即给主席回电，称虽然项英同志、叶挺同志在新四军军部北移一事上有错误，但是错误是一时的。比起项英同志、叶挺同志对党的贡献来说，这个错误就显得小了。叶、项二人能留在山东工作，必将促进山东我军和根据地建设。请中央研究叶、项的请求，尽快明确。
在电报中，刘一民向主席报告，山东需要干部，如谭政、朱瑞、郭洪涛、许光达仅仅是到党校学习的话，请中央仍派回山东工作，加强山东领导力量。
难题被刘一民解决于无形之中。
中央很快就回电了，表扬项英、叶挺能够正确对待在新四军的工作，正确对待工作中的得失，正确认识错误。
中央电令项英任山东局第三书记、山东军区第二政委，主持即将成立的山东省政府工作；电令叶挺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行参谋长职责，仍兼任新四军军长。
至于谭政、朱瑞等人，主席说研究后再定。
主席在电报中要求山东局、山东军区新领导班子要团结一致，共克难关，为早日实现驱逐日寇出山东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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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一九茶馆
第一一一九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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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的冬天一片破败。
北平特委书记王定南戴着一顶礼帽，脖子上围着厚厚的围巾，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袍，坐在公共汽车上，眼睛时不时地掠一下路上的残雪、泥污和倒毙的饿殍，心里不由一阵悲哀：小鬼子算是把美丽的古都糟蹋惨了！
王定南是河南内乡人，1929年到北京大学读书后，先后担任北大共青团支部书记、北大学生会党团书记、共青团东城区委书记、北平市援助留日被捕同胞后援会党团书记、北平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北平平民教育联合会党团书记、北京大学支部委员、书记。1935年初赴许昌任河南省工作委员会书记。1938年春，王定南被重新派回北平，担任北平特委委员、书记，负责北平联络局工作，与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联系，组织成立了“北方救国会”，领导民主统一运动。
“北方救国会”是一个秘密情侦机构，由党员、国民党员、国社党成员和无党派进步人士十余人组成，核心是三个常务理事，何其巩代表国民党，张东荪代表代表民盟，王定南代表，秘书长是长期以中国大学图书馆主任为掩护的北平联络局成员张德懋。
“北方救国会”干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在英国伦敦发表了《驳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当时，日军正在进行徐州会战，气焰极其嚣张，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近卫声明，结果在日军自以为统治稳固的北平却传出了反抗日本侵略的声音，那效果可想而知。
彭老总收听广播后，当时就给出面组织“北方救国会”的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写信，赞扬有加。
《驳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一文是由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交路透社发到伦敦广播的。这个林迈可经常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从北平购买八路军急需的药品、通讯器材等军用物资送到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据说，后世有个作者根据八路军平西交通联络站的故事，写了个电视剧本，名字叫《潜伏》，拍摄后竟然热播大卖。
“北方救国会”干的第二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尽力维护名流学者保持民族气节，不为日伪利用，不与日伪合作。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日伪也在争取这些名流学者，威逼利诱，花样百出，而这些名流学者大多年龄较大，拖家带口，在日伪占领下生活艰难，不与日伪合作的话，不光自己没饭吃，一家老小都没饭吃。王定南和何其巩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笔会，买米买面买油资助这些名流学者。也正是因为有“北方救国会”的强有力的工作，遏制住了日伪劝诱北平名流学者投敌当文化汉奸的势头。相反，中国大学、燕京大学内部许多教授在课堂上公开讲反法西斯主义。
“北方救国会”干的第三件事是组织人员打入日伪政权。北平联络局成员张德懋到北平后联系了万复、高炎等24名骨干和工作关系。等到王定南到了北平，抓住日伪建立各种政权机构的机会，派万复打入日伪新民会总部机关，派中大经济系毕业生王汉民到内蒙建立蒙疆情报站，以皮货批发部为掩护，向大青山根据地提供敌人动态情报。其他成员，分别打入“庸报”、日本兴亚院调查所、日本特务组织“皇城事务所”、天津伪警察局等日伪重要部门；又通过社会关系拉出日伪机关的工作人员，向我们提供情报。包括日伪政权的人事组织情况、主要汉奸之间的人事关系、侦察日军的军事行动等，都在“北方救国会”的情侦范围内，搜集了许多宝贵的军事情报。
这年，王定南30岁。
坐在公共车上的王定南，眼睛似闭微闭，继续向窗外瞭去，只见大街上不停地有日伪军的巡逻队走过，小鬼子的军靴偶尔踏在残雪上，发出咔咔的声响。鬼子宪兵牵着狼狗，耀武扬威地从街道上走过，吓得行人们纷纷躲避。间或有一些脸色青黑霉暗的白面鬼、大烟鬼在寒风中抖索着身子、在日军宪兵、巡逻队的注视下，从街上蹿过。
王定南心里忍不住一声叹息！
腊八都过了，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往年这个时候北平街头年味一天比一天浓，小孩子一遇大雪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