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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军官不是老百姓，民法或许不能制裁你的所为，但是军法却可以，一个玩忽军事职守罪就足以要你的命，不要忘记现在是战时，西北在打仗。”老同学窦云阳面带惋惜的说道。来西北之前窦云阳曾满怀信心，但是来到西北了解案情后，窦云阳知道自己根本打不赢这场官司，也没有任何一名律师能够打赢这场官司，没有人能救下自己的老同学。
玩忽职守，如果一名普通官员犯有此罪，结果并不可怕，按照张尉伦所为最多只能判处半年拘役。但是，在西北执行的公务员预备役军官制却使得这个罪名有了另外一个名词 “玩忽军事职守罪”，按照西北军事法典条文规定，在战时此项罪名足以判处死刑，这或许就是西北选择用军事法庭审理此案的原因。
“我没有违法，他们不能这么做，我没有玩忽职守，我没有……”张尉伦惊恐的大声嚷嚷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自己一直都恪尽职守，但是话说了一半就止住了，在宪兵队刑事调查组录口供时，张尉伦就已经承认自己至多负有玩忽职守之责。
“尉伦兄，在强拆一事上，你已经承认负有玩忽职守的罪责，这一次如果我估计没错的话可能……哎！安排一下后事吧！”窦云阳话一说完就叹了口气，老同学毁就毁在太聪明，如果不是因为太聪明，恐怕也不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当他在西北脸面上重重吐唾沫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今天的结果。
“至少我们给了他们一个 “公平”的审判，不是吗？”司马异常平静的说道。相比于国内省份，张尉伦等人至少得到一个公平的审判，张尉伦可以用法律保护自己，西北也同样用法律来维护尊严和规则。此时司马心中甚至暗自庆幸，幸好当初为了西北军事化，特意制定了西北独特的公务员预备役军官制，否则恐怕真的只能把张尉伦那种人关上几个月而已。但是公务员预备役军官制，却可以解决此类问题。在同样罪名下，严酷的军法可以使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不会有死刑，尽管内心深处司马更愿意用死刑惩罚污吏，却绝不能冒牺牲军事法庭公正的危险。
“十年，在军事监狱关上十年，足以让他们后悔曾经的所作所为。”从司马口中得到不会处以极刑的回答后，让蔡锷放下了原本的担心，军事法庭绝对不能沦为工具。在蔡锷看来军事监狱十年苦役已经足够了，一次将一百三十六名官员判处三年至十年军事监狱苦役已经足够在西北敲响警钟。 “但愿能够让那些人警醒吧！”想到军事监狱的苦役，司马心中如此希望，在这个案件中采用军法只是权宜之计，以后需要更完善的法律，而政府同样需要一个独立的反贪污部门，才有能力打击贪污腐败。
“或许建立廉政公署是个不错的选择”想到后世因电视、电影而被人们熟悉的香港廉政公署，司马在心中思量。贪腐历来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挑战，从历史经验来看，贪腐是导致和加速政府垮台的催化剂，除了依靠纸面上的法律之外，还要依靠一个强有力的反贪部门。
第一百四十八章 通牒与误判
“我尊敬士族，因为他们的贡献！我痛恨士族，因为士之精神的缺失！”司马曾经如此说道，后世人们曾经痛苦的追寻已经基本失去了的美好的华夏 “士”之精神，后世所谓的国学文化遗失实际上正是士之精神的缺失，而这却正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失去精神家园的国人心灵迷失，所剩下的只有对先人美好 “士”之精神的追忆。
在人们眼中西北象征科技倡明、工业发达的中国，但是与此同时西北同样不遗余力的维系传统中国文化价值观，军国民思想是西北国民教育核心，但在传统文化价值观培养上，西北同样注重 “士”之精神的培育和继承。人类社会性决定一个人必须拥有明确的文化基因与价值取向，这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一旦缺失，其苦痛将远甚于物质匮乏的折磨。
中国传统文化千年传承、万古沿袭，它已将中国人精神中最宝贵的品质淬炼成型，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这就是 “士之精神”…胸怀天下、安贫乐道、通达生死、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等。 “士”的特点便是以 “国士”自许，爱国自任，把国家、民族、社会的事当作自己的责任，也正因为如此，在维系传统中华文化价值观的西北，国学大家们按照司马的要求和建议，打破了中国文化中 “士农工商”的传统排序观念，承认商人如果具备高尚情操也可以被称为 “士”，儒家在西北以一种新的涵盖姿态顺应了时代潮流发展。
“一唯利是图之商人”在西北迅速崛起之后，曾经有数不清的政府高官与地方督军如此形容司马，虽不尽祥实，但却点明了司马的身份—商人。而西北在众人眼中不过是一 “奸商”建立的地方政权。以商起家是西北和国内实力派系最大不同，西北的根基在于工业、在于商业，繁茂发达的工商业是西北一切力量的根源。
人人都道 “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可也知商人亦同样爱国，西北发行的战争公债60％由国内外大小国商认购，西北的教育以及社会福利70％经费来自商人的捐赠，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和言语证明了自己无愧于 “士”之称谓，他们的付出同样赢得国人的尊重。商人是西北的根基，而保护辖区内商人的合法权益亦是西北边防公署的义务。
“劫害国商，天理难容！” “西北毛商于青海惨遭屠虐！” “杀人者，人必杀之！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376条人命！53万余斤货值过3000万元羊毛被劫！”《西北实业报》、《西北时报》等数十家报纸在头版报道了西北商人陈富财一行在青海惨遭宁海军、西军追杀的报道之后，举国舆论一片哗然。
民众被甘肃宁海军、西军暴行惊呆了，屠虐国商自共和以来可谓前所未闻。 “上海商会通电全国要求中央严办凶手，责令甘肃督军张广建请辞！” “南洋中华商会通电要求中央严惩宁海军、西军屠商凶手！” “中华国商总会通电……”一石击起千层浪，宁海军屠商一事一经报纸传出举国为之哗然，国内外各地商会几乎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通电要求中央严惩涉案之人。
四年来，因欧战爆发投资实业获利甚丰的国商们知道，如果青海屠商之事无法得到妥善处置，下一次或许就会轮到他们头上，尤其是在各地督军看到宁海军屠商而未被追究之后。
与之相比西北各商会的表现远比他们的同行更激进，西北行业商会、西北国商总会直接向联合议会提请要求召开听证会，同时六十余名西北联合议会议员提请联合议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批准边防军对甘肃采取军事行动，报复其屠杀西北商人，以最直接的军事行动保障西北商人的合法利益。
当数十名商人在联合议会基石会议厅一间分会厅内举行听证会的同时，在边防军司令部地下指挥所12号作战室内，数十名边防军的参谋官同样在制定作战计划，没有任何人可以接受青海屠商一事，在边防军司令部的参谋们看来这是甘肃地方军阀对边防军的挑衅和侮辱，作为一支民众武力，现在边防军必须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共和三年1月，袁世凯为控制西北政权，派安徽人张广建出任甘肃省巡按使。张广建入甘之初，以巡按使名义带有一个混成旅，武器装备系甘军之中最为精良。到兰后，其被分编为左右两支新建军，左军驻省城东郊，安徽人吴攀桂任统领，右军驻临洮，安徽人吴桐仁任统领，另有约千余人作卫队，驻扎督署。
共和五年7月6日，中央改各省将军为督军、巡按使为省长，大总统黎元洪特任张广建为甘肃省长兼督军。甘肃地方军分为汉回两派势力，甘肃回汉民众自同治回乱、光绪回乱起便存有隔阂，陇上八镇汉回各四。汉镇为陇东张兆钾、陇南孔繁锦、肃州吴桐仁、河州裴逮淮。回镇宁夏马鸿宾、西宁马麒、凉州马廷、甘州马跃腾。
在西军统领马麒指使部属刺杀甘肃共和后首任议长李镜清之后，进一步加深了甘肃回汉之间的矛盾，因而目前两派早已势成水火，仅只维持表面上的和平，几年来两派汉四镇终占上风，但回四镇因羊毛涨价获利甚丰，因而有足够的财力扩军至近三万人，目前其实力已超过张广建、汉四镇兵力总和……”作战室军事情报局主管倪海宁中校朗声汇报甘肃省地方军政情报，尽管军事情报局实力不及调查部，但随着两家情报机构明确分工，像军事情报则归军事情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