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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后又由京城扩至举国，举国各地内城皆被辟为满城。尽管在之后的两百多年中，随着 “鞑靼城”里那些自幼就食供奉靠吸食汉人血髓而生的旗人迫于人口压力，而向外城迁居者也越来越多。但是几百年来，除依靠数典卖祖事清而得 “皇帝恩旨”的汉族大员们之外，汉人自顺治起就再也未能进入内城，这是民族压制和歧视，是耻辱的象征。
这一切随着武昌起义的枪声而宣告终结，共和初定，南北议和，共和中国定都京城，原本为旗清鞑靼禁锢、汉人禁地的内城，终于在被异族占据263年后重新向他真正的主人开放了大门，北方政府各部均设于内城各王公贵族之宅，就像1860年后的使馆区一样。但是大量所谓的 “旗洲贵家”仍然居住在267年前靠烧杀掠夺而来的居所之中，甚至于包括已经退位的 “酋首”末代皇帝溥仪。
按照共和政府给清皇室《清室优待条件》，继续生活在紫禁城北部的后廷中，并沿用宣统年号，称为小朝廷，依旧被遗老遗少们高呼万岁，跪拜请安，依然靠共和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的400万元和盗卖皇宫里的国宝过着奢侈的生活，甚至于一些遗老遗少们还做着复辟的梦想。京城在清朝末年京旗总人口达634925人，正因为这里集中了太多旗人，同样集中了太多遗老遗少。
自共和初年，失去往日权势、地位的遗老在各地组织了 “诗会”、 “酒会”、 “读经会”，以联络感情、组织力量，他们公开发泄对共和中国的仇恨，半秘密地图谋 “匡扶”。这或许就是未进行清算的结果，而共和中国自由的舆论环境又给他们的活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国人在宽宏大量的原谅他们的同时，显然忘记了267年中多少汉人以言获罪。不过随着五月刊《奋进中国》杂志在时隔七年后再一次提到旗人入关时在中国欠下的血债，发出了让 “旗鞑皇帝滚出皇宫”的呼吁，旗人和遗老遗少门的日子也就不再像先前那般好过了。
“昨个，在西直门路有一个警员问一个路人： “你是什么人？”对方说： “我是旗人”你们猜怎么着，那名警员立马动了火，举起警棍就打： “什么？我们老爷才只是骑马，你竟敢骑人。”那个胡儿赶紧辩解： “我不是骑人，我是在旗呀！”那警员更加得理，高声呵斥： “你还敢再骑，我还得揍你！”嘿！那场面打得痛快啊！大快人心，搁过去那帮子胡儿嘛时候拿咱们汉人当过人看。”在一家茶馆里，几名茶客笑着说。
这几天来，报纸杂志上长篇累牍的宣扬满清给国人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只要稍有良心的人，自然不会放过满清余孽，再说懒散成性的旗人也根本不值得同情。他们说话的时候，一个提鸟笼刚要进茶馆的人听到这话，连忙怯怯的离开了。门旁的伙计在他进来的时都懒得招呼这个常来的熟客，谁他娘的要是伺候旗人，下辈子就投胎当个太监，这是茶馆里伙计和其它几个茶馆伙计一起发的毒誓。在那人离开时，茶馆里的伙计甚至于随口唾了口唾沫过去，以此来表示自己的厌恶，过去几百年，这些爷们什么时候拿汉人当过人来着。
“奉汉威灵：吾国自五胡乱华以降，三度失中原，凡八百载。两度亡天下，历四百载，死者逾万万，受淫虐者不知凡几，怨极仇深，蔑以加矣。崖山之后无中国，甲申之后无华夏。思崖山甲申而不悲者，其人必不忠。” “你们加诸于我身的罪名，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爱国者无罪！”喝茶的吴世嘉脑中不断重复这两句话来，一句是最近开始在青年人中流传，另一句则是上海《未来中国》杂志社刺杀案主犯陈启祥在法庭上的自辩状。陈启祥是吴世嘉的榜样，同样是很多年青人的榜样，曾经陈启祥以为自己恐怕没有机会为国献身，而现在为国尽忠的机会已经到来。
“以趋认贼作父，以阅鞑虏之族，而残中华之士。”想到这一句，吴世嘉狠狠的握紧手中的茶杯，恨不得立即杀死那些汉奸！ “但愿父亲在天之灵会保佑我一偿所愿！”想到在杭州举义战死的父亲，吴世嘉在心中默默的祈祷着。如果说在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眷顾的话，就只有远在杭州的母亲了。
“来了！”就在这时吴世嘉看到一辆汽车出现在视野之中，于是连忙在桌上放下一块钱不顾人们的惊讶快步朝茶馆外跑去。 “先生！先生！找您的……”茶馆伙计收起钱后喊了一声，见那个洋学生连头都没回，暗叫自己今个走运，一壶茶不过才值三个铜元，这回可挣大发了，相当于自己六天的工钱。
“砰！砰！”就在这时茶馆伙计听到接连几声枪响，茶馆里的人先是一惊，随后像炸锅一样钻入桌下，所有人都惊恐不已，不明白这是怎么了？对车内后座穿袍子留辫子的人连发数枪后，吴世嘉随手撒出一叠事先油印好的传单，瞬间大街上到处都是雪白的纸片，吴世嘉趁机逃离现场。从最初惊骇中反应过来的人们拾起散落在地上的传单一看，只见赫然是那句熟悉的话语。 “诛绝五百万有奇被毛戴角之旗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
（民族主义和汉旗矛盾、冲突，在历史上一直持续了38年，在此引用一些资料做为佐证，希望大家不要误解，毕竟有很多事情都是不可回避的。在此引用的是《20世纪满族社会变迁对老舍民族心理的制约》中的资料。1982年笔者参加山东大学主办的全国老舍学术讨论会时，蒙兰州大学马志洁先生（回族）告知，敦煌艺术的 “守护神”、现代油画大师常书鸿，出身于杭州驻防旗人，辛亥年间他已弱冠，对革命军攻打当地旗营存有难以泯灭之惶恐记忆。
后来笔者曾造访常老，老人证实此事说，那时我还是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家人把我单独藏在南高峰上的一所小寺庙，叮嘱我有人来切不可承认是旗人，但是我脑袋后边有一条小辫子，生怕被认出来，那种幼时的恐慌是久久都忘不掉的。在南方的福建等省份， “漏刀的”，成了对旗人及其后代一种较长期的蔑称，意为他们都是辛亥年间在刀下漏网苟活下来的人。满族出身的京剧艺术家关肃霜（荆州旗人）谈到过，她幼年随父辈在武汉等处跑码头卖艺，父亲嘱咐，切记途中过关卡若有人叫你数数，数到 “六”时千万不可以说 “liu而一定要念成 “露，不然就会从你的京腔听出你是旗人来，轻则要挨骂，重则要挨打。）
第一百二十六章 环境和忧虑
在后世华北是干旱的代名词，提及华北尤其是越过长城的塞北，干旱是那里留给世人唯一的印象，但这是后世经过长达六十年毁灭性开发后，才会给世人留下的印象，而在这个时代在草原的训练场上，司马曾经看到过战壕挖不到一米就会渗出了水来，这个时代北方水资源远比后世丰富，在司马看来西北的东洋河要远比后世的淮河宽阔，更不用提更大的洋河了。
不过即便是在水资源如此丰富，在西北无论是工业或是生活用水仍然受到严格限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绝不可取。后世中国经济就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因生存环境恶劣直接导致国民健康问题，以至于癌症等种种病症居世界第一，每年都有数百万人死于因环境恶化导致的各种病症，尽管从来没有一个官方权威数据证实，但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恶劣的环境对人身体健康的影响。
而这一切正是司马想尽量避免的，为了避免西北像后世小城那样，街道上充斥各类垃圾，而小城根本就是一个被垃圾包围的城市，为此特意建立了可以用严酷来形容的垃圾分类回收制度，有机垃圾被送到电厂或暖气厂焚烧、煤渣之类的垃圾则被粉碎制砖。
“我在20世纪一十年中晚期的中国，用严酷的军事法律作为保障，建立了一个二十一世纪新加坡式的公共卫生城市。”这是司马的骄傲，尤其是司马看到一尘不染的人行道和街道的时候。当然最为骄傲的要数，曾经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卫生民族的外国人来到西北后的惊叹声。
“这里是全世界最卫生、最整洁、最干净的城市。” “对付洋鬼子，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行动去折服他，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那些洋鬼子吃不饱饭时，住的地方还不如咱们乡里的猪圈。”面对外国人的赞叹声，司马如此对身边人说道。花园遍布、绿树成荫、以整洁和绿化知名的西北，用自己的整洁和卫生回答外国人。
西北没有因为发达的工业变成一个烟雾弥漫的工业城市，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