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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日本人并没有绝望，也没有只图眼前暂时地利益和个人地温饱，而是勒紧裤带，匀出自己的一口，让小学生们先吃饱，把重振日本地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在整个国民经济几近崩溃、财政全面枯竭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立即着手实施教育改革，于1947年3公布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并将国民义务教育由战前的六年延长到九年。政府的这些措施得到了日本国民的广泛支持，他们清理家园，埋头苦干，迅速医治好战争的创伤，草棚学校、露天学堂，又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
既然二战后的日本人可以这么做，那么自己现在完全也可以去做，用免费的午餐来保障这些青少年的成长发育期所需要的营养，同时还可以用免费供餐来尽可能多吸引来大量的青少年来上学，如此一来倒也是两全齐美。更何况以后公司的农场收获以后，有这些农场的收成在那里，就是提供免费的食物对公司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要知道那些土豆的亩产量可以一亩几吨。按照现在公司农场的规模在几个月以后，就会收获数以十万计的土豆，就是几十万人一年也吃不完。现在只不过是保障学校里的学生们所需要食物罢了。有公司农场在那，司马就完全可以提供数量足够。同时价格也较为低廉地食品，以供满足学校学生需求，以及工厂的工人生活需求。
这一次，司马倒有一些佩服自己的先知先觉了，如果不是有产量庞大的公司农场在那里，恐怕司马也没有底气在这个粮食产量不足的口外，作出向在学校就读的学生提供免费的食物的决定。
相比于后世而言，恐怕后世之对教育重视，尚不及共和时代的大多有识之士，原因无他。自甲午后 “师法东洋”是国内的主流观点，自然日本重教育之事，也成为了国内学习地一个方向。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实行全面开放的政策，为了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科学技术，选派了大批优秀青年和官员赴西方留学，同时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这些振兴教育的举措，使日本在短短几十年内便由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跻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之中，成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有这么一个近邻在身边，以振兴教育为基。进而富国强兵的例子摆在那里，由不得不让国内的有识之士重视，办好教育就成了国内的一个主流观点。而受限于财力，国内地大多数的有识之士也只能望学兴叹了。
和这个时代的人相同，司马之所以如此看重教育，实际上也是受后世地日本、德国影响，毕竟经历了那场影响到整个民族的未来的抗战之后，任何明智的国人都不会忽视对日本这个近邻的的重视。明治时代因致力于教育而得到的好处使日本人难以忘怀，就是二战结束后地日本百废待兴。
但他们首先捡起的就是教育这个法宝。由重建日本到经济高速发展，完全可以看作是明治历史的又一次重演。关于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早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从外部环境来考察，认为幸运的日本人一次次地得到了历史给予的机会。
这种观点自有其道理，但从根本上说，日本的经济奇迹，是日本人重视教育、豁出血本拼出来的。日本中小学 “供餐制度”地始末，便是一个极好的佐证。美国著名学者赖肖尔在《当代日本人》中就一再强调： “现代日本成功地最根本原因是日本人地教育制度。”
可是在这里历史和现在。却和国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共和时期地国内受限于国力不能实现教育强国之梦。只能尽可能的在自己能力范围以内建全教育制造以及普及教育。那怕就是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时。也末曾克扣过教育经费，反而加大对教育的投资。而在后世却因为人们的普遍不重视。
后来大家重视了，可是却走了一个岔路，认为办好教育就是办好大学，而办好大学就是建好大楼也，这种思绪甚至于在后世都成为一种主流。于是兴国上下都在那大兴土木，兴建富丽堂皇的大学，以著显政绩，以著显对教育之重视，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走了弯路，可是又有什么呢？建一千所小学，恐怕没有建一所大学更能吸引人的眼球。
“……像我们过去招工一样，把现在已经开到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安徽、江苏这几省的招工办利用起来，然后再在大中城市多开几个办事处，一来可以推销公司生产的机械设备，二来可以招揽当地的小学或中学毕业的学生过来上技校，当然还可以举办大学的入学考试。”
自从两日前和宋培云深谈之后，再接过宋培云的拿的办学计划，司马就觉得这个宋培云末免有些太过于小家子气，所想仅只是办一所小学教育一下公司的职工子弟，给公司的职工子弟一个上学的地方罢了。显然这么小家子气的、非常保守的办学计划，在司马这里根本不可能被通过，既然要办，就要办最好的、最大的，这也许是后世国人好大喜功的一种通病，在司马身上当然也少不了这种毛病，像现在办学上就是一个体现。
“一所包括中小学在内的综合学校，一所可容纳千以上的技术学校，一所综合高等大学。按照这份计模的三所学校，公司至少需要出资三百万元，而且和现行地私立学校不同。这三所学校实行的是全免两补，以后教师薪金、学生书本费、餐食费也大都依靠公司补助，这同样是一笔非常庞大的开支，我个人不反对办学校，但是如此办学，即不符合经济原则，恐怕也有些本末倒置之闲了，不知道你在制定如此 “伟大”的办学计划时，是否想过这个问题。”
看完了司马的办学的计划书，再听过司马的讲述。穆藕初合上计划书，直截了当的说到，如此不符合公司利益的事，说实话，穆藕初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到，当然会开口反对。
“湘玥（穆藕初字），虽说这笔开支异常庞大，但是做为个人我想我还出得起，办教育是利国利民地好事。更何况，想来湘玥现在也了解。虽说我一直是想将公司办成中国最大的、甚至是整个亚洲最大的工业托拉斯。可是如果我们在建这样的托拉斯企业，就需要有大量的、数以千计的技术人员以及技术专家，而受限于公司所处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国内技术人员以前专家严重不足。如果我们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自己去办学校，以补充技术人员的不足，可是偏偏我们公司地处在口外，这地方连识字的都没多，更何况是能上得了大学地中学生，想要解决生源不足的问题。我们就必须要从口内招揽学员。
而免学费、包食宿一是吸引这些学生来这个求学的办法，二来是为了扩大招生面，要知道口内很多人并没有钱上大学，可是却不见得这些人地水平就比别人的差。还犹如果他们愿意接受公司提供学费、生活费，那么未来他们毕业后就需要为公司服务多年，这样做我们一来解决了学校的生源，二来我们公司未来所需的技术人员就得到了保障。
这对于我们公司的发展来说，将会大有助益。”司马冷静的向穆藕初解释到，那怕就是在后世。如果有私人办免学费、书本费以及补贴学生费的两免一补地学校，恐怕也很难得到其它人的理解。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事。
“这些好处我当然明白。在计划书里列写的很是详细，可是这么一笔庞大的开支。显然不利于公司的发展，以后每年公司都需要负担数十万元的经费，而且以后学校名声日响后，来求学的学生更多，中国什么时候都不乏寒门求学之士，只怕到时公司很难负担，这么一笔只会越来越庞大的教育开支。”虽然穆藕初明知办学对公司的好处，但是像司马办学地这种办法，显然不符合穆藕初心中的经济至上地基准线，穆藕初仍然坚持着自己地反对意见。
“湘玥，我知道你是为了公司着想，也是为了我着想，你所设想的情况也是未来一定会出现地，这也是我个人考虑不周，这样我们可以给来求学的学生两种选择，一是接受公司提供的两免一补，但是毕业后需要为公司服务一定期限，二是接受以公司或以银行名义提供的助学救济金，由学生毕业工作后归还，如果这样，湘玥你觉得如何。”
听到穆藕初的话后，司马也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于是考虑了一下，觉得还是有必要直用助学救济金帮助一部分学生。
“助学救济金？学生工作后归还？可是我们拿什么保证这些学生一定会归还上学期间所欠学费、生活费，没的抵押他们会自愿偿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