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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今大明国力强盛，士子越来越多，边境又安宁了下来。我大明蒸蒸日上之际，更应该将朝廷中心转向民生。
但是从今后开始，每个士子都应该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向，然后发挥自己的特长，这样更能为这个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所以朝廷选士，不能一成不变，不能故步自封，更应该适应需要。
孤准备用二十年的时间，彻底改变如今的选士的标准，让每个士子都能成为国之肱骨，让每个士子都能成为一个有用之人。
而这一切，就从你们开始，从你们这些大明的未来肱骨开始。
诸位，愿不愿意随孤一道。让大明百姓人人有其地，人人有其居。让大明百姓，人人家有余粮，让大明百姓，顿顿能吃肉。让大明百姓，人人都能有新衣。”
这些学生是最容易被蛊惑的阶段，每个人都怀着崇高的理想，抱着经国济民的思想。
他们听着朱瞻基的话，一个个激动不已，用尽全身的力量嘶吼着：“愿意！”
就连胡俨这个已经六十岁的大儒，这个时候也激动的有些热泪盈眶。“我要活到八十岁，看到殿下把天下变成他说的样子！”
第九十八章 目标
在二十一世纪，一个普通人一天接收的信息，就相当于这个时代老百姓一年接收的信息还要多。
应天府，宁波这样的窗口城市还好一点，在许多乡村，老百姓们日出而劳，日落而休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他们的活动范围就局限在一个县里面，没有官府的文书，想要出门都出不去。
这还是男人，如果是女人们，她们从出生到死亡，很少会出方圆五十里。
正是这种落后的生态环境，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普通的老百姓，组成了华夏这个古老的国家。
他们单纯，他们勤劳，他们朴实，甚至卑微到怯懦。
即便是这个时代的统治阶层，生活也丰富不到哪里去，接收到的信息，也都是在整个单纯的生态环境中。
所以这个时代，一篇好的文章就能让人名垂千古，一首好诗就能源远流长。
朱瞻基的这一篇《少年中国说》在随后的几天，以一种超越这个时代的速度流传了出去。
朝廷的邸报一字不改地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篇文章，迅速地一级一级传下去。
与此同时，邸报上面也刊登了朱瞻基的其他讲话。
除了朱瞻基的讲话，从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礼部尚书吕震等人都针对朱瞻基的演讲进行了点评。
这种点评当然不是批判性的，任何时候，统治者的讲话，只会被推崇。
但是，他们的点评，也就代表了他们的态度。
蹇义的点评还比较保守，他只是高度评价了朱瞻基《少年中国说》的立意，认为太孙殿下将年轻人的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是大明之幸。
但是，对朱瞻基想要进行的教育改革，官员选拔改革，持保守态度。
这不是他想反对朱瞻基的改革，只是身为百官之首，身为国家选拔官员最重要的吏部，他不能激进。
如果连他这个吏部尚书都激进了起来，官员选拔这件影响到大明稳定的政策，就容易失控。
步子太大，容易扯到蛋啊！
所以他身为吏部尚书，只能稳住局面，牢牢把控住上到皇上，下到百官的衔接平衡。
而户部尚书夏元吉就激进的多了，除了将《少年中国说》大大地夸奖了一番，更认真分析了朱瞻基教育改革和官员选拔改革的积极意义。
他认为官员的专业化，将会是推动大明发展的重要一步，让那些尸禄素铮奈弈芄僭痹傥蘖⒆阒亍�
他是户部尚书，也是朝廷里面最忙碌的堂官，而且户部是务实的部门，遇到那些只会务虚的官员经常误事，他是最反感的。
相反，礼部尚书吕震这个人虽然是个心胸狭窄的能干之辈，但是他坐的位置就不允许他随意开口。
他个人赞同改革，但是他却不能直接支持朱瞻基，反而要给改革泼冷水。
他在点评中表示了对改革的期盼，但是同时希望不要操之过急。
因为大明的教育系统，官员选拔机制，都事关重大，不能贸然改革，只能循序渐进，看一步走一步。
如今兵部是黄福在主持，他是铁杆的太孙党，当然是积极回应了朱瞻基的讲话。
他认为用文臣主持兵部不能变，但是所有的文臣，都应该下放到军队去锻炼几年，了解了下层的运作，然后再到兵部任职才合理。
而且，他立刻做出决定，将兵部五品以下的官员，轮流分派全国各地的军队去锻炼三年。
刑部的顾佐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赞扬朱瞻基的《少年中国说》上面来，他不遗余力地鼓吹朱瞻基的这篇文章写的大气磅礴，立意深刻，将会成为指导大明发展的明灯。
对于官员改革，他只是寥寥几句，认为官员专业化的培训和选拔，能极大的加快官员的工作效率，刑部将会全力支持殿下的改革之想。
还有工部，他们一直是朱瞻基最亲信的部门，因为朱瞻基的扶持，他们的名分虽然依旧在六部之末，但是他们的规模已经是六部之首。
如今的朝廷，除了军队和内监，工部已经是第三大部门。
他们对官员专业化是最支持的，因为一个不懂技术的官员如果到了工部，恐怕没有一点贡献，只会拖累本职工作。
大理寺，都察院，通政司等部门的主官，也都在邸报上面进行了发言，虽然对教育改革有些疑虑，但是他们都是大力支持官员专业化的。
像吴中这个建筑专家被任命为刑部尚书，十个月的时间，连一个死刑都没有判。说好听点是心善，说难听点是糊涂。
把一个外行人放在一个不合适的位置，对朝廷的影响，比一个贪官还要严重。
任何人都能看出官员专业化的好处，但是以前为什么没有人做？一个是成本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百官学的都只有儒学。
学的都是一样的知识，然后当官就是根据以前的经验来照章办事，所以根本不在乎这个官员懂不懂。
因为真正的事情都不是官员在做，而是小吏在做。
大明的官员没有专业化，但是小吏都是父子相传，专业的不能再专业了。
朱瞻基想要官员专业化，就必须进行教育改革。而教育是百年大计，即便从现在开始，二十年内能普及，推广开这项政策，难度也很大。
所以这一批官员都看的很清楚，这件事对他们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恐怕都已经告老还乡了。
这也是没有官员直接反对的主要原因，要是直接触及他们的权益和利益，哪怕朱瞻基是监国太孙，也会又无数的官员来反对这项政策。
就在朱瞻基的《少年中国说》在大明掀起一阵沸腾的时候，全国数十万学子都被这篇文章激发的豪情百丈。
然后，整个大明很快就被各地的揭榜给吸引了注意力。
从洪武年间到永乐年间，因为国泰民安，学子的数量增加了十倍有余。
洪武元年，全国参加会试的学子只有两千人，这些人几乎每个人都被授官。
到了永乐二年，参加会试的学子就超过了一万人，而且因为靖难之役的耽搁，那一年的会试人数达到了一万四千九百三十八人，差六十二人就达到了一万五千人。
随后每年的会试人选屡屡上升，应天府的大明贡院，一共修建了两万个号房，供全国的学子考试。
而且，大明的科考并不仅仅是一科，仔细分来，总计有五十一场分类考试。
只不过，除了科考，其他学科的考试，考上的大部分只能为吏，不能为官。
像太医院的医生，户部的会计，刑部的捕头，兵部的武状元，工部的工匠，他们都是通过这种考试晋升为吏的。
也就是说，大明其实不缺少专业人才，只是将儒家的地位抬的太高，压制了其他学科的为官之路。
明朝第一次会试，录取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但是到了永乐年间，录取率就直接跌到了百分之十左右。如今每一届的会试，总人数大约一万六七，选出的三甲进士人数都在一千三百人左右。
而且，这还是经过了县试，府试，乡试之后淘汰出来的学子。
按照乡试的录取率大约在百分之五左右，可以算的出来，大明的秀才人数已经达到了三十万人，举人的总人数也超过了两万人。
八月下旬的揭榜，有人欢喜有人愁。而大多数中举，并且决定参加会试的举人们，一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