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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伏泉只是回了一句在皇甫嵩听来，最为可笑的“杀俘不降”来回应，然后以大军此番大战，兵卒所剩不多，而且援军又未至，希望皇甫嵩将这些降卒，以精锐汉军为骨干，编练一军，作为大军之后作战的炮灰为用，至于妇孺，则被伏泉建议皇甫嵩待平乱结束，以罪人身份，全部送入塞北屯田。
“屯田？”皇甫嵩诧异道，他可没想到伏泉的思维这么活跃，竟然直接想到屯田，虽然他贵为塞北长史，可是自己都没有写想过去屯田
当然，之后伏泉又问询皇甫嵩，此战之后，若那些为汉军作战的黄巾蛾贼，尚有存活者，
时间不够，先发了，待会替换。
春，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收马元义，车裂于雒阳。诏三公、司隶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馀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以为标帜，故时人谓之“黄巾贼”。二月，角自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安平、甘陵人各执其王应贼。主
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封慎侯，率左右羽林、五营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置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关都尉。帝召群臣会议。北地太守皇甫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嵩，规之兄子也。上问计于中常侍吕强，对曰：“党锢久积，人情怨愤，若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今请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则盗无不平矣。”帝惧而从之。壬子，赦天下党人，还诸徙者；唯张角不赦。发天下精兵，遗北中郎将卢植讨张角，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硃俊讨颍川黄巾。主
中常是时中常侍赵忠、张让、夏恽、郭胜、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贵宠，上常言：“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上尝欲登永安候台，宦官恐望见其居处，乃使中大人尚但谏曰：“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上自是不敢复升台榭。及封谞、徐奉事发，上诘责诸常侍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或有伏诛者。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张角通，为可斩未？”皆叩头曰：“此王甫、侯览所为也！”于是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征还宗亲、子弟在州郡者。赵忠、夏恽等遂共谮吕强，云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强兄弟所在并皆贪秽。帝使中黄门持兵召强。强闻帝召，怒曰：“吾死，乱起矣！丈夫欲尽忠国家，岂能对狱吏乎！”遂自杀。忠、恽复谮曰：“强见召，未知所问而就外自屏，有奸明审。”遂收捕其宗亲，没入财产。侍中河内向栩上便宜，讥刺左右。张让诬栩与张角同心，欲为内应，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郎中中山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钧章示诸常侍，皆免冠徒跣顿首，乞自致雒阳诏狱，并出家财以助军费。有诏，皆冠履视事如故。帝怒钧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常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诬奏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
第五百二十九章 颍川党人聚集地
和皇甫嵩、朱儁商量完贼寇俘虏的处置事情后，伏泉便带人出了官舍，准备拜访长社士族。
毕竟此生第一次来颍川，而颍川又是和自己老家徐州一样，在汉末三国出了名的是人才集中地。虽然自己这外戚身份可能不受那些颍川政治士族的待见，可是说到底自己也是出身大儒世家，汉朝的两千户阳都侯，就算他们不待见自己，不欲见自己，也得看自己背后的家族和政治背景的面子上，和自己一叙。
想到颍川郡在后汉以来崛起，可谓是备产精英人才，许多名士、或书法、或谋略、或律法等等方面的精英都是颍川人，伏泉就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想要去拜访这些精英。
至于颍川郡能突然如此厉害的原因，在伏泉看来，则是有多种原因交替，而且除此一地，天下其他州郡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人才盛景，即使是徐州、益州这样的汉末人才库，在某些政治方面，也比不过颍川的政治人才。
原因其一，汉承秦制，有汉以来，对律法非常重视。前汉武帝“外儒而内法”，宣帝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不可“纯任德教，用周政”，入本朝以来，虽儒家的学说传播越来越广泛，但律法的地位仍十分重要，有许多的世代衣冠，以明律法而出仕高官的律法名家。
特别颍川这个地方，春秋时属郑，后郑国被韩国所灭，又成为韩国的都城和主要势力范围，从郑国时的子产铸刑书、立法制，到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再到韩非在战国末期集发家思想之大成，以及汉初的郡人贾山、晁错、韩安国等极力推崇刑名法术，从而逐渐地在颍川形成了“高仕宦，好文法”的社会风气，其中阳翟郭氏、长社钟氏便是此中的翘楚。
其二，自后汉伊始，颍川郡旁的汝南郡内，原有的西楚士风开始渐渐转变，演变成为放荡不羁、敢于犯上的士人风气，之后，这种风气向着紧邻的颍川郡靠拢，导致颍川郡其地的政治风气，再原有法家学术的激进勇敢风气上变得更加激进犯上，以至于颍川本土的士人更加崇尚政治，其本身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
其三，便是后汉一直绕不开的党人势力了，可以说，如今汉朝的党人势力，最初的发起点便是颍川郡。而颍川郡也正是因为党人势力的存在，在整个后汉，甚至于汉末三国，都确定了自己独树一帜的一面，以至于魏晋时期，颍川郡甚至豫州士人，在整个天下都有不可比拟的名望和势力。
之所以如此，那便是颍川名士互为交结，相与婚姻，吏俗朋党的情况，特为紧密，为其他郡县所不能比。可以说凡郡内望族，互相之间皆有姻亲，当年党人堆积朝堂时，颍川士人的官吏甚多，这也是党锢开启，颍川士族损害最多，最为痛恨汉室的原因，根本原因便是其家族子弟多有被禁者，此生不能为官，可以相见，此番黄巾大乱，党锢解除，对于颍川士族而言，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其四，后汉自顺帝开始，宦官获权，皇权政治无法正常运转，且少数民族与内部起义不断，险恶的政治形势让士人不再专心学术，转而投身政治事业。
用后世的一句话来讲，任何东西一旦扯到了政治，那就会变了味，后汉的颍川郡便是如此，他们真正掌握朝堂权利，特别是党人领袖便为李膺后，结党营私的行为便普遍发生。当然，对于这些世族而言，普通的贪污受贿明显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那一家不都是大族富户，他们真正的索求的，却是皇权一直在保护的政治权利，所以才会有内朝和外朝之争。
其五，自顺帝以后，士人群体奔走呼号，“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簸公卿，裁量执政”，力图挽狂澜于既倒，铲阉宦，清君侧。
不过，一次又一次，仅仅只掌握朝堂话语的他们，被皇权之下的军队所打压，历经无数次的打压，所以严格的政治形势，才会让他们更加急迫联姻，来保证自己的朝堂势力的壮大，从而更加加剧了颍川士人之间的结党和某种程度的超然和排外。
其六，便是自后汉以来，地方权力在世族豪强的影响下，不断失衡的缘故。而中央士人结为党人，通过自己的政治权利，不断影响地方官吏的任免，导致地方名士大族因为自己家族的特殊背景，可以通过垄断州牧郡守僚佐之职，操控地方政治。
这一方面更加促进颍川本地大小世族的结党，也让汉朝中央对颍川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当然，这一点，不仅仅是颍川独有，此刻整个大汉，也全部都是这一套路。
其七，在宦官专权后的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对于缺乏儒雅之风、热衷于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