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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以闻一多与徐志摩两先生为代表。徐先生的诗歌特点是流利，清莹，华丽……和闻先生同派的诗人是陈梦家先生。陈先生的诗，意境与形式并茂，且不为人藩篱，最能表现自我的一位诗人……这一派诗的特点，是形式的匀整，音节的调叶，且取材亦较他人为高。
第三期：以周赫煊先生为代表，和周先生同派的有戴望舒、施蛰存、李金发等先生。这派诗的开端，是周先生的《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简单的两句话道尽了人间丑恶。这首诗用新奇瑰丽的意象，给后来的诗人们带来许多影响。这派诗是现在国内诗坛上最风行的诗式，特别从一九三二年以后，新诗人多属于此派，而为一时之风尚。因为这一派的诗还在生长，只有一种共同的倾向，而无显明的旗帜，所以只好用‘现代派诗’名之，因为这一类的诗多发表于《现代》杂志。
（二）现代派诗的特点；
现代派诗的特点，便是诗人们欲抛弃诗的文字之美，或忽视文字之美，而求诗的意象之美。他们的诗不乞灵于音律，所以不重韵脚，因而形式亦不匀整。
从这一方面说，现代诗是新月诗的反动。他们主张用新的辞汇，抛弃已为人用烂的旧词汇，但旧的字汇能有新的暗示力者亦用之……就拿周先生的新作《赞美》来举例，第一节共19行诗句，只有3行贴合了韵脚……戴望舒先生的《望舒草》，也是这派诗的典型作品，我看到不知多少青年诗人在模仿它……”
孙作云这篇论文足足有一万字，他将胡适列为中国新诗的先行者，然后又将新诗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领军人物是郭沫若，第二阶段的领军人物是徐志摩和闻一多，第三阶段的领军人物是周赫煊和戴望舒。
嗯，一个不小心，周赫煊变成了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开山鼻祖。
在文章里面，孙作云还讨论了当今诗歌的创作情况，他说：
“一九三一年以后，中国政治越来越高压。诗人们天生无媚骨，不会溜须拍马，又不能满意于现社会，每个作家都陷入绝望的泥潭……又因东北事变，悲惨的古国，不年余便失掉全国五分之一的土地……不悲观又能怎样呢？
现代派诗歌，往往表达悲观的虚无思想，因此在这三年里现代派诗人倍出，盛极一时，形成一个大派别。然而，他们的创作有很多弊病，比如无病呻吟，比如结构散乱，比如为艺术而艺术，比如趋向于病态题材。
周赫煊先生的这首《赞美》，为现代派诗歌的创作提供了范例。它的立意是健康向上的，是积极进取的；它的结构看似松散，其实圆满自合；它的韵脚虽不规整，但平仄有致，读起来朗朗上口；它对意象的运用登峰造极，并没有无端刻意的堆砌……现在的青年诗人们，真应该多读读周先生这首诗，不要让自己的创作走进死胡同……”
孙作云的这篇《论现代派诗》，比历史上提前大半年发表，一经问世就引起诗坛大讨论。
“现代派”诗歌，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
在这一诗派中，周赫煊是开山祖师兼教主，戴望舒相当于副教主兼总护法，还有施蛰存、卞之琳、李金发等人是教内的几大长老。至于几十年后兴起的“朦胧诗派”，只不过是“现代诗派”的分支而已，北岛和顾城的地位大概相当于外门掌教吧。
全国的青年诗人们都疯狂了，逮着周赫煊的《回答》和《赞美》使劲模仿，甚至直接将原句拆解重组，然后放进自己的诗歌作品当中。
如果说，郭沫若是15年前的诗坛偶像，徐志摩是10年前的诗坛偶像，那周赫煊就是现在的诗坛偶像。
不管是闺中少女，还是爱国青年，都捧着周赫煊的新诗如获至宝。
只可惜周赫煊的诗歌产量太少，到现在也不超过十首，这让他的崇拜者们感到非常遗憾。
中国白话诗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终于走向成熟了，周赫煊无意间给它添了一把火，并且留下无法撼动的历史地位。
第六百一十一章 内山书店
1934年7月，周赫煊在中国诗坛掀起一阵现代派热潮，无数青年诗人踊跃加入这个派别，一时间举国皆谈“现代派”。
与此同时，《雷雨》经由巴金的推荐，在《文学季刊》上正式发表，曹禺犹如一道闪电划破30年代的文坛夜空。
这部话剧不但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还很快在日本东京上演，并由神田一桥教育馆发行日译本，迅速在日本成为畅销书。《雷雨》的构思创作前后历时五年，并在抽屉里锁了大半年才投稿，但它的成名只用了半个月时间。
郭沫若在东京观看了《雷雨》的演出，大为激动，亲自为《雷雨》日译本作序，盛赞《雷雨》是一篇难得的优秀力作。
鲁迅看了日译的《雷雨》剧本颇为兴奋，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中国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以及一个新出的左翼戏剧家曹禺。”
能让常年互喷互怼的鲁迅和郭沫若同时赞扬，可见《雷雨》的质量有多么过硬。曹禺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一跃成为享誉中日两国的剧坛新星。
整个七月，周赫煊和曹禺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百代公司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时机，周赫煊的两张唱片顺势推出——宣传费可以节省不少。
……
上海，日租界。
内山书店。
欧阳予倩扶了扶眼镜，笑着给书店老板打招呼：“邬其兄，好久不见啊！”
“欧阳先生，请里面坐！”内山完造起身相迎。
欧阳予倩慢悠悠地走进去，对正在看书的鲁迅说：“周先生，你今天来得真早。”
鲁迅用淡然的语气说：“国党特务又在抓人了，我来书店躲一躲。”
两人闲聊片刻，田汉以及其他进步人士，陆陆续续来了七八个，大家开始聊现代派诗歌和《雷雨》。
内山完造安排两个店员望风，自己也跑进去旁听，时不时的插上两句话。
几十年后，有许多公知经常在网上造谣，说内山完造是个日本间谍，由此证明鲁迅也是个汉奸，居然能骗到无数网民转发点赞——这个谣言的依据，来自于去年（1933年）的一篇文章，鲁迅的《伪自由书·后记》中也有记载，内容如下：“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只要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然而事实真相如何呢？
就在国党御用文人炮制那篇造谣文章的前两个月，内山完造由于多次保护中国人的行为，被日本军方怀疑为共党，顶不住压力只能暂时返日躲避风头。
内山完造的处境蛮尴尬，他是个日本人，还是鲁迅的至交好友。一边被国党文人污蔑为“日本间谍”，一边又被日本军方怀疑为“日本共党”，简直两处都不讨好。
其实内山完造啥都不是，他首先是一个商人，其次是一个人道主义基督徒，年轻时同情中国的革命者，晚年则倾向于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
内山完造的人格并不伟大，让他为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比如在日本侵华期间，内山完造就积极配合日军，接收了上海地区的一些图书产业。因此说他首先是个商人，而且还是个日本商人，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内山完造又是信奉人道主义的基督徒，所以他能够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的给中国友人一些帮助。而且他还很同情中国的革命者，他的内山书店，几乎成为上海左翼文人的联络点。他书店里面的中国籍店员，清一色全是进步人士，下个月就有两位店员被特务抓捕。
包括革命烈士方志敏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以及遗书，也是先送到内山书店保管，然后由鲁迅托人转交给中共中央。
“邬其兄，能否借你的留声机一用？”田汉问道。
内山完造立即说：“当然，请稍等。”
等内山完造把唱机拿来，田汉神秘地说道：“守信（聂耳）赠了我两张唱片，过几天就要正式发行，咱们先听为快！”
鲁迅抽着烟说：“寿昌（田汉）如此郑重推荐，看来又是顶好的进步歌曲啊。”
“诸位同志且先听听。”田汉把唱针轻轻放下。
屋子里很快响起歌曲前奏，紧接着是一阵童音：“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