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惜听不见，招呼白打了。
跟冯庸一样，对面那架飞机也在城市上空盘旋，不过他们并非在玩，而是往城里扔东西。
成百上千的小型降落伞，如同蒲公英的种子，在天空中到处飘荡，模样煞是好看。
“这啥玩意儿？”冯庸诧异道。
周赫煊想了想说：“可能是在发传单吧。”
“你捞一张看看。”冯庸说完就开着飞机俯冲下去。
飞机两侧没有封闭，周赫煊顺手一探，就捞到只飘扬的小降落伞，伞下还缀着印刷纸张。
周赫煊将那印刷物打开，上面的内容让他瞬间无语。
“写的什么？”冯庸问。
“广告。”周赫煊满额头黑线，“唐驼的卖字广告。”
咱们说袁公子登报卖字，已经非常有个性了，可唐驼更牛逼，居然用飞机散发卖字广告。
唐驼是谁？
就是本书前面章节里提到的，六年内写了3万副对联，雇佣两个助手磨墨还不够，自己发明磨墨机那位。
冯庸听了大笑：“哈哈，有意思，头一次见用飞机发卖字广告的，我得去拜会拜会。”
周赫煊只能表示：民国的疯子真特妈多。
由于飞机的油不太够，冯庸只转悠了几分钟，便前往虹桥机场降落，然后两人坐车返回海格路宅子。
当晚歇了一夜，冯庸便开着飞机前往北平，然后转飞奉天向张学良复命。
在上海逗留数日的汤因比，也带着女秘书前来辞行。他要去南京拜访常凯申，然后前往湖北和山西，四处考察中国的文化和政局。
汤因比问道：“周先生有兴趣到伦敦大学授课吗？”
“太远了。”周赫煊直接拒绝。
汤因比发出邀请道：“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周先生能去英国做学术交流，那边的学者肯定很感兴趣。”
“以后再说吧。”周赫煊拿出一沓稿件道，“这是我的文章，已经翻译成英文了，汤因比先生你可以替我带回英国。”
“荣幸之至。”汤因比笑道。
那些正是《历史研究》稿件，不过周赫煊讲课的时候，改成了《人类文明史》。内容与讲课时大同小异，不过也有些修改，是他跟汤因比讨论后定的稿。
两人已经约定，这一系列学术论文，观点不同的各自撰写后署名，观点相同的则共同署名发表。
汤因比走了，沈从文也赴任了，被胡适邀请去中国公学当老师。
结果上课的第一天，沈从文就闹出大笑话。他站在讲台上，看着下面的学生久久不语，脑子里一片空白，脸和脖子都憋得发红。
学生们有些懵逼，不知道这位新老师想干啥。
只听沈从文说：“给我五分钟时间！”
好嘛，沈大作家是脑袋宕机了，第一次讲课有些找不到北。
中国公学就在上海，周末大家出来聚会时，沈从文自然而然成为被调侃的对象。
沈从文表情显得很尴尬，胡适安慰他说：“没事的，慢慢就好了，第一次难免出差错。”
“我们还是聊文学吧。”沈从文掩面道。
徐志摩问周赫煊：“明诚还是没写新诗？”
周赫煊想想说：“有一首。”
徐志摩找来纸笔，迫不及待道：“快写出来看看。”
周赫煊这次抄的诗很短——
《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徐志摩反复咀嚼着其中意味，猛的赞道：“好诗！好灵性！回味无穷！”
“有点禅意。”胡适微笑说。
沈从文细细体会着那意境，脸上也露出一丝笑容，似乎想起了他的湘西往事。
就在《新月》将这首诗刊载时，周赫煊的作品终于在法国出版了，而且一出就是好几部。
第二百八十四章 年鉴学派创始人
斯特拉斯堡市，隶属于阿尔萨斯大区，位于德国和法国边境。
这里的历史变迁很复杂，它原本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后来并入法国，接着又被德国占有，一战后又被法国抢回来。
记性好的朋友，应该还对中学历史课本中的凡尔赛合约有印象，其中一个条款就是：德国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割让给法国。
吕西安·费弗尔，此时就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当教授。
他最近正在筹备创办一本杂志，叫做《经济社会史年鉴》。我们以未来者的视角来看，这份杂志开创了年鉴学派，改变了世界史学界的面貌，为现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好吧，说起来很牛逼，但此时的吕西安·费弗尔还属于“非主流”。
二十世纪20年代的欧洲史学界，主流派别为“新史学”——实证主义史学。
这种史学流派兴起于19世纪后期，当时自然科学爆发式进步，科学家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要成果。整个西方社会，都陷入对科学的无限崇拜当中，史学家们也不例外；
于是乎，有人提议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当中。通过各种心理分析，以及对事物之间有机联系的关注，用来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
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把所有历史都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大要素。史学家们利用自然科学思维，总结出一套“科学公式”，研究历史的时候往“公式”里套即可。
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有其先进性，促使传统史料去伪存真，让历史研究更加严谨。但局限性同样很大，史学家们这么搞下去，导致史学朝着自然科学靠拢，忽视了历史研究的独特性。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欧洲的思想界、史学界、文学界，都充斥着颓废、迷茫和反叛，从而酝酿出多种多样的新流派。
质疑实证主义史学的声音越来越大，但暂时还无法将它推翻，吕西安·费弗尔就是反对者中的积极分子。
“杂志稿件还没收齐吗？”马克·布洛赫走进办公室问。
吕西安·费弗尔笑道：“还有一份在邮寄途中，可能最近几天就能收到。”
马克·布洛赫苦恼地说：“我前后联系了五家出版社和发行商，没人愿意帮忙发行我们的杂志。”
“很正常。”吕西安·费弗尔比喻道，“实证主义史学是风车，我们就像不自量力的唐吉坷德，很难得到主流群体的重视。”
“那怎么办？”马克·布洛赫问。
吕西安·费弗尔说：“去巴黎吧，我跟阿歇特出版社的小路易打过交道，或许他能帮忙发行杂志。”
等到周末，两人把杂志创刊号的内容编好，拿着粗糙印刷的样刊结伴前往巴黎。
……
20世纪20年代，被西方世界称为“疯狂的20年代”。
特别是法国这边，一战的糟糕状况已经结束，经济在20年代全面复苏，呈现出耀眼的繁荣景象。
但战争带来的心灵创伤，却刻在每个人骨子里。于是有钱人尽情享乐，颇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意味。而艺术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们，则各种反叛传统，创造出乱七八糟的新流派。
穷人们也顾不上闹革命，虽然他们过得比以前还困难，但劫后余生让人更加珍惜生活。而且到20年代末期，社会经济的全面复苏，也让底层人民稍稍有了点希望。
这似乎是一个盛世！
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赫两人，行走在巴黎街头，看着那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心情变得好了许多。
由于阿歇特出版社在巴黎西郊，时间太晚赶不上，他们干脆在旅店住下。
此刻已是半下午，费弗尔闲得无聊，于是提议去逛书店，布洛赫欣然同意。
跟美国那边情况一样，20年代的法国出版业也正处于繁荣时期，每年出版的图书数量接近2万种。
由于是周末，逛书店的人特别多。
费弗尔直奔文史类的书架，刚刚走近，便看到一整排新书：《大国崛起》、《枪炮、细菌与钢铁》、《菊与刀》、《神女》、《狗官》。
整整五部，除了武侠小说外，周赫煊的作品几乎全在这里。
法国佬玩得够嗨啊，完全不怕卖不掉！
费弗尔对周赫煊印象深刻，他还把《大国崛起》的部分残篇，郑重推荐给自己的学生读过。
一看到书脊上的作者名，费佛尔立即惊喜地取下。
只见《大国崛起》的扉页上，有一篇《费加罗报》记者勒戈夫写的作者简介，甚至还配有周赫煊的半身照：周赫煊，中国人，1898年出生。童年时期流落东南亚，跟随美国传教士学习英文。少年时浪迹美国，在多所大学旁听。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