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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套繁琐的办法。就是怕内臣或是中书一类办事人员有意无意了解了机密，泄露出去。而这个胆大妄为的吴昌时竟然既勾通内阁又勾通太监，觊觎大密，暗操朝政。这还了得？
为了不让手眼通天的吴昌时得到消息，他没有把攻击吴昌时的劾疏发往内阁，因为怕内官见了也会走露风声，劾疏就一直装在自己的袖子里，趁着身边没人才亲自批旨：立即将吴昌时除名，听候审判。
崇祯皇帝在处理吴昌时案时表现出的极度小心谨慎，实在有点疑神疑鬼，小题大做。但他自己却真是很郑重其事的。他平时亲自批的御旨，字都是真草相间，唯独这一次批旨全用楷书，无形中也反映出他当时的心态。
皇帝如此郑重，这样如临大敌，吴昌时要想躲过这场灾难已经不可能了。四月，崇祯皇帝再次在中左门平台上升堂断案，亲自审讯吴昌时。
这次审讯一派杀气腾腾，内阁、五府、六部大臣以及京卿、科道官员全部被召入，崇祯皇帝身着素服角带，更是一副要杀人的气势，太子和定王也随侍在身旁。
在此之前，锦衣卫密探已经向皇帝报告了周延儒与吴昌时狼狈为奸、纳贿营私的种种劣迹，围在崇祯皇帝身边的大太监们也摸准了他的脉，用真真假假的“事实”向周延儒大泼脏水，因此他在心里早已拿定了主意，审讯不过是为了耍耍威风，出出恶气。
没想到，吴昌时却是个硬骨头，对于所有指控一一辩解。崇祯皇帝特别痛恨吴昌时罪款中的“通内”，因为宦官内臣是他自己的家奴，却被朝臣中的小人利用，实在是情理难容。但吴昌时却说：“祖宗之法，交结内侍者斩。此法最为森严，臣虽不才，哪里敢触犯？”
崇祯皇帝喊来揭发吴昌时通内的御史蒋拱宸，要他当面对质。谁知蒋拱宸已经被周围的气氛和吴昌时的强硬态度吓破了胆，伏在地上浑身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崇祯皇帝被气得几乎也要发抖，只能大骂吴昌时欺瞒狡辩。吴昌时仍是不屈不挠，说：“如果皇上一定要以通内之罪坐臣，臣怎敢违抗圣意？处罚自当由臣承受，但要违心屈招，臣实不能。”
气昏了头的崇祯皇帝命宦官对吴昌时用刑。阁臣蒋德暻、魏藻德抗议道：“朝廷殿陛之间，向来没有用刑的先例。请将吴昌时发送法司审问。”
可崇祯皇帝却说：“这样的奸党，神通广大，若离开此地，谁还敢按法律对他勘问？”
两个阁臣仍然说：“在殿陛用刑，实为三百年来未有之事！”
可崇祯皇帝恨恨地说：“吴昌时这厮也是三百年来未有之人！”
于是阁臣无话可说，只能看着太监们在堂皇的丹陛上动刑。吴昌时被上了夹棍猛敲，不多时两条腿就都被夹断，人也昏死过去。朝廷中的文武大臣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个个面如死灰。
而崇祯皇帝发泄了一通，也觉得颇为无趣，这才收场。之后，他又命锦衣卫迅速派人到通州大营和吴募蚁纾苎尤搴臀猱‘提解到京，听候发落。周延儒是在吴昌时案中受到牵连的，提解进京还勉强说得通，吴税负廖薰叵担脖惶峤猓抢碛删椭挥谐珈趸实圩约褐懒恕？墒且蛭寰乖诠啬冢墙溲希峤獾慕跻挛酪皇比棠诓荒艹鼍�
而吴昌时被人抬到诏狱中，后来又多次受刑，始终没有招供。为了泄愤，崇祯皇帝就下令把吴昌时连同范志完、赵光汴等人一起处决了。
这件事不仅证明了，小人中也有“坚贞不屈”的硬骨头，也让众勋贵心中戚戚，崇祯皇帝已经变得喜怒无常，所以在这敏感时期，还是谨言慎行为妙。
沉默了一会儿，就有位侯爷就问薛濂和吴惟忠道：“薛侯！吴侯！你们家长敬什么时候带兵来勤王？”
薛濂立刻闭紧了嘴，因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怎样回答都不好。
而吴惟忠则沉吟了一下，接着犹犹豫豫地说道：“本侯那十四子现在汝宁，正与民匪和鞑子作战，应该无力顾及京城。而那西北李贼已成气候，依本侯之见，还是先让皇上赴南京巡视一番吧。”
而吴惟忠提出的就是迁都江南，这也是现在的崇祯皇帝最想要做出的一个决策。
在明朝建国的时候本来建都在南京，后来成祖靖难成功，却不愿离开自己的老根据地北平（就是北京），所以在政权稳定之后仍然回到北方，以北平为北京，但在很长时间里北京在名义上只是陪都，称为“行在”，正式的首都还是南京。
直到宣德年间，南北两京的地位才巅倒过来，北京成为了正式的京师，而南京反而成了陪都。但由于历史的原因，陪都南京一直保留着皇宫和一整套政府班子，有五府、六部、和各院、寺、科、司，甚至宦官的二十四衙门都一应俱全。各部门的长官和属员在名义上同北京各官是平级的，只是没有实权，管辖范围仅限于南直隶地区。
明朝在南京保持一套虚拟的政府班子，本来也有预防突然事变的意思。此时北方大部分地区频遭兵燹，已经残破得几乎无法收拾，而长江以南却还基本上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局面，因而迁都南京确实是暂时躲避危险，再从长计议的最佳策略。
这里面的道理，就连从来不过问政事的周皇后都很明白。据说一次见到崇祯皇帝为国事危急闷闷不乐，她就提起过：“我们在南京还有一个家。”
其实崇祯皇帝自己对于这个道理更清楚，而且早在崇祯十四五年间就已经与首辅周延儒秘密商议过南迁的问题。
第八百六十一章南迁和调兵
但举朝撤离北京，不论表面上说得怎样冠冕堂皇，具体做出怎样的安排，实际上都意味着要最后放弃北京和北方广大地区，下一步大概只能在江南偏安一隅。
那样的话虽然算不上亡国，但导致一个一统天下成为半壁山河，却也有点像历史上晋代的惠帝、宋代的徽宗，难免要担误国昏君的名声。
自以为是圣贤之君而且极重视自己脸面的崇祯皇帝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又一直极为慎重。他希望最好是能有一个有威望的大臣出面力主南迁，而自己则最后在群臣的极力劝说之下“不得已”而为之。至少可以保持一点面子。
而在这个问题上，崇祯皇帝的心态多少有点像在对清构和问题上的心态，内心极想，却不愿露出形迹，因而在酝酿的时候极其机密，到后来却多半不会有什么结果。
最倒霉的常常是参与了机密的人，一旦稍有泄露，就会被当作遮羞和泄忿的牺牲品。当年陈新甲就为了泄露和款的天机而被杀，就有着崇祯皇帝欲盖弥彰的原因。
出于这样的心理，在崇祯十六年初，关于南迁的讨论也进行得极其诡密。正月初三日，宫里城里都还在忙着过年，崇祯皇帝悄悄地把詹事府左中允李明睿召进宫来，在德政殿里秘密召见。
李明睿只是个不起眼的文学侍从之臣，这次能够受到特别召见，是因为他一直主张“南迁图存”。他在年前曾上疏提出过这个问题，由于人微言轻，并没有引起强烈反响。
崇祯皇帝在召见李明睿的时候把左右人等完全摒退，又再三四顾无人之后，才仔细讯问了关于南迁的设想。并且对他说：“朕早已有南迁之意。但无人赞襄，才拖到今日。你的意见同朕一致，朕决心已定。但诸臣都不同意，怎么办？你现在要保守秘密。”
崇祯皇帝同李明睿谈了很长时间，中间还在文昭阁赐宴赐茶，茶饭后召入再谈，详细地商量了南迁的具体路线、沿途护卫、饷银以及留守等诸方面的事宜，直到天黑才让李明睿出宫。
从这次极不平常的召见中可以看出，崇祯皇帝当时在内心里确实已经决定了举朝南迁，但出于名声和面子的考虑。他却迟迟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交群臣进行讨论，他所希望的由阁部重臣首先提请南迁的情况也一直没有发生，因而一拖再拖，
所谓南迁图存终于成为泡影。而在这时候，崇祯皇帝再想要找一个如杨嗣昌、陈新甲那样可以说说心里话的股肱大臣也已经没有了。因为其他大臣都知道。就算是南迁成功，自己有了“首议之功”。可崇祯皇帝未来一定会秋后算账。用自己的脑袋来挽回他的颜面的。那么谁又敢去做哪必死之事呢？
当然，崇祯皇帝也不是只有南迁这一手准备的，发现弃城逃跑难以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