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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
宣德七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大唐，其无原则的莫名其妙的宽疏纵容，甚至迹近怯懦。
明朝对日本贡使的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
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
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
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
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事件的发生。
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给事中张翀上疏称日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
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
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无疑人寥声微。明朝对日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日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
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而明廷对日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骗子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日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骗子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
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日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然而，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中华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
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大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
万历四十年，浙江总兵杨崇业上报，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国华夷秩序下的藩属，日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欲去中国而代之。
可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应当未曾认识到日本的真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羁縻为主，以防备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国“以德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黩武狭隘。
这就是为什么杜睿讨厌孔孟之道的原因了，一味的空谈，幻想，换来的不是万世太平，而是养虎为患。
中国人是喜欢幻想的，就像从一开始，中国的政权就一厢情愿，单方面地把日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系，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心甘情愿受大唐的庇护不同，日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国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当然，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日本一般会采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
于是这才有了明朝的时候，羽翼渐丰的日本实质上已经初现在东亚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积极作为，丰臣秀吉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但明帝国出于种种原因，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懵然和无视。
进入清朝，中日两国内外形势都发生重大变化。总体来说，由于江户幕府奉行锁国政策，清朝亦在后来实行海禁，双方的接触远没有明朝密切。
最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于琉球，萨摩藩在明季入侵琉球后，虽由德川家康将琉球国王送还，但琉球实已沦为萨摩操控的傀儡政权，仅在名义上仍为清朝的藩属。与明朝一样的是，清朝亦对日本没有认真了解的愿望。
公元1649年，顺治帝遣使往琉球，萨摩藩就清廷倘若提出剃发易服的要求如何对应询问江户，得到的回答是可以接受。
为了蒙蔽清廷，以免惹火上身，萨摩采取了诸般欺诈手段。当清廷来使抵达，便暂时掩盖撤除萨摩在琉球的存在，萨摩驻琉球官员不干涉琉球政权的人事、祭祀等重要事务，颁布《对唐人应答手册》等书籍，要求琉球人在遭遇清人或漂流到清帝国时懂得遮掩应对，必要时可以把有日本有关的事物统统抛弃，这些做法的动机，就是为了避免侵略琉球的实情曝光，导致和清正面冲突。
日本就是用这种欺骗的手段，以及坚韧的犹如乌龟一样的忍耐力，一直拖到了中国式微，自家崛起的那一刻。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让杜睿极端痛恨日本的近代史了，日本一方面改革自强，一方面在出兵台湾、吞并琉球和介入朝鲜等事件上，处处挑战中国，特别是琉球置县与强迫朝鲜签约，树立霸权之意昭然若揭。
后来更是使得当了千余年三孙子学生的日本一下子成了中国的老师，本末倒置，而且这个老师一点儿都不像当初中国那样耐心教导，他一遍在思想上殖民，一遍对着中国动起了全武行。
如果当下没有杜睿这个穿越者的话，历史还会像前世一样，在中国的无知，可日本的忍耐当中度过，一直到旧事重演的那一刻。
杜睿正是因为熟悉历史，所以当大唐的实力强大到足以跨海远击日本的时候，便发动大军直捣平安京，解决了这个麻烦。
不过杜睿万万没想到的是，倭国居然也有一个和他一样的穿越者，这是他始料未及的，现在为了华夏的安宁，子孙后代的福祉，杜睿必须将这个危险源消灭在萌芽之中，而且不惜一切代价。
冯照知道杜睿筹谋这么一个大计划，就是为了消灭那个天草四郎在澳洲道的势力，不过他始终都觉得杜睿有些小题大做，一个亡了国的小小倭人也值得如此重视？
不过有些话，冯照不敢说出口，他知道杜睿既然要做，那么就有他的道理，冯照能做的就是遵照杜睿的命令行事。
一天的行军，就在将士们的抱怨声中结束了，还是没能看到叛军和土人的影子，这让将士们的怨言更大了，不过也总算是迎来了一个好消息，杜睿大发慈悲，下令原地休整，而且是无限期的。
当将士们都在安营扎寨的时候，杜睿正对这那张他亲手绘制的澳洲道全图，在心里默默的推演着。
唐军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整个大自流盆地的中心地带了，四周围，杜睿用朱砂描上了十多个红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