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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弱奇道：“只不过什么？”
那人尴尬一笑道：“只不过……只不过咱们在泗上的政策已经足够让民众都喜欢，所以只需要描绘一下应该怎么样就行。只不过现在又不能全盘按照泗上的政策来，那反倒是多少有些困难。”
“但也不是什么难事，有些东西是民众急切期盼的应该很容易知晓。”
这也确实是个问题。
自从泗上开始崛起逐渐强势，打赢了墨越墨齐两战后，对于利天下的态度其实已经极为坚定。
在泗上那边，已经不存在承认旧规矩然后修修补补的变革的想法了，而是既然可以翻天覆地焕然一系，为什么还要在成热旧规矩的前提下妥协的变革呢？
辱及诸夏对四周还是强势文明，至少二百年内不存在外部威胁，既是如此，也就没有什么外部的矛盾能够成为主要矛盾使得墨家不得不妥协一致对外。
既不妥协，也就逐渐缺乏了在旧规矩的天下变革修补的心思，正如那个墨者所说的，泗上的各种政策要是行于天下那就是极好的，之前又何必放着极好的不用去琢磨差不多好的？
随着众人七嘴八舌地讨论，问题的核心也就愈发地清晰，在思维方式已经泗上化之后，这些人讨论和考虑问题的方式已然和旧时代迥然不同。
很快，这些人就在抓住问题的关键后，想到了解决的方式。
先通过拆屋给钱以达到徙木立信的效果，然后发动民众讲道理，却不提承诺，然后询问民众想要什么。
民众肯定是乱哄哄的心里想要但是嘴里不能够说出条理，这样就由墨者出面，以民众委托的名义书写一份“交易”。
交易的甲方是郑地的自耕农、封田农夫、小手工业者、小商贩、落魄士人、小地主。
交易的乙方是郑国的公族、驷氏贵族、依附贵族的大商人、贵族转型的大土地主。
甲方用血为支付，用守城为付出，换取乙方出让一部分土地、减租减息、降低赋税等内容。
如果谈不拢，甲方就唱着情歌歌等着魏韩破城，然后该干嘛干嘛，顺带既减少了军赋又不用偿还一部分高利贷——现在非攻既然只是手段而非目的，那么墨家就不可能为了非攻强制郑国民众守城做王公贵族的狗腿子。
反正破城的话，乙方得有一部分死，就看他们愿不愿意用财富换命了。
若是谈的拢，那就民众出力守守城，顺带还得组织起来，由甲方同时做契约的监督者，今天能守得住魏韩攻城，明天也一样能约束契约执行。
以前当然也有这样的契约，天子分封守土，君主仁义爱民，民则效死忠君。
只是既然以前君主贵族假装履行了契约，那么庶民当然也假装守守城就是了。
第一百一十六章 甲方乙方（下）
短暂的集会之后，一场由中间人做甲方代表的会谈，就在炮声隆隆中于新郑的宫室内举行。
在场的很多人脸色很难看，就像是当日郑君的近侍说的那样，墨家忠于的是天下之民，遵守的是巨子的命令，他们守城不是为了郑君和驷氏守城，而是为了他们心中的道义而守。
若以真正的礼法而论，本身那就是一种符合之前生产力的政治体制和军制，贵族在都城附近并没有太多的力量。
君主拥有都城的直辖权，贵族的封地在都城之外，都城的国人作为一种殖民者一样的存在，拥有一定的政治权利。
子产改革之后，国野之别开始消失，做丘赋之后给予了野人和国人一样的服役的义务和权力，这就使得国人的政治权力逐渐消失，沦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底层的民。
在有国野之别的时候，国人更像是“国”之人，也更容易产生国族的概念，但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野人当兵国人失去原来的特权也就是最佳的选择。
这种变革之后，贵族在都城逐渐有了影响力，在土地可以买卖之后，贵族们凭借势力、财富和之前的最开始的暴力所得，很快在都城占据了经济上层的地位。
等到一连串的政变之后，驷子阳一族清除了其余的贵族，也一样继承了其余贵族的财富和封地。
这使得想要在郑国变革，和郑君谈并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必须要这些贵族作出妥协让步才可以。
魏韩围城，民众竟然不舍命抵抗反而趁着这个机会要地、减税，在一些贵族看来实在是狼子野心趁火打劫。
可墨家就把趁火打劫和狼子野心摆在了明面上，脸上大有一副此时理应如此的神情，这些贵族们也只能无可奈何。
这时候讲那些大道理都没用了，咒骂民众不知感恩不知爱国忠君也没有用了，唯一有用的就是考虑怎么才能让民众坚守城邑。
被杀的六穆家族的逃亡者们即将回来，一旦回来那是要杀全家的，郑君还可以说他是被驷子阳余党逼着成为君主的，驷子阳的余党们却不能这么说，有着灭族之仇的政敌们也不会给他们说的机会。
现在谈判的条件就摆在这些贵族的眼前，墨家还没有如泗上一样激进，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温水煮蛤蟆的手段。
解决的办法其实也就那么多。
允许都城的民众组织起来推选贤人，加增的税赋需要经过他们同意才能征收，这是让城内的工商业者们能够守城的条件。
将民众欠的高利贷进行减息，已经偿还利息超过本金的之后不用再还利息，而是直接偿还本金。
因为高利贷等原因而售卖给贵族的私田，贵族退回，赎回的农夫支付当年借的高利贷的本金即可。
这两项，主要是为了城中的自耕农和前自耕农们愿意守城的条件。
凡参与守城的封地农夫，取消公田义务，将他们的份田授予他们个人，二十年内不得买卖和强制收回，将赋税缴纳给原本的土地所有者：公族或者贵族。
这一项是为了城中的隶属于封地的农夫能够愿意守城，也是为了不激化和国君的矛盾——如果全部采取授田制份田制又取消公田义务，那么等同于所有的农夫成为了国家的农夫，这是贵族所不可能接受的，所以还得将地租交给贵族这才有可能让贵族接受。
所有奴隶参与守城的，将免除奴隶的身份，这包括赘婿、僮仆、隶属之类的各类人，也包括分封制下诸夏特有的家庭小奴隶制下的一部分奴隶。
减少劳役的时间，每年只允许征召国人进行十日的劳役，不得在农时，超出时间的部分由郑国政府支付一定的金钱；贵族们和富商、富庶者可以用缴纳财富的方式免劳役。
种种这些，都应是相当妥协的条件了，也是短期之内不至于扯皮陷入僵局而能够快速将郑国转入守城状态的最优选择。
可即便是这样，贵族们在看到这些条件后，还是表达了相当多的不满。
这些相较于泗上而言已经相当妥协的变革条件，在贵族们看来这是一场比当年子产变革还要严重和不能接受的。
当年子产变法，并未触及到整个郑国旧制度的根基，只是修修补补，便让贵族反对的逼得子产感叹“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那时候子产实行的政策是清田洫，其实也就是在不触及旧规矩的前提下，适当地收拢一下国家权力。
贵族对于君主只有军事义务，贵族的土地不需要纳税，贵族占据的土地越多，郑国中枢的力量也就越弱，清田洫就是贵族按照各自的等级拥有相当数量的土地，超过规定极为僭越。
按照周礼，如果严格实行，其实贵族所能拥有的土地数量并不多，最开始的时候周才多少人？
殖民分封制下，土地不是问题，人口才是问题，人口绑定于土地才是分封制的根基。
周初人太少，所以以当时的实际制定的礼法，就不可能有太多的人口归属。
因而即便是大夫，拥有的土地也就那么点。
下士如上农夫之利，井田制度下相当于八税一，而上农夫拥有土地百亩，下士也就是拥有八百亩土地的收入才能够和上农夫一致——下士不耕田，是脱产武士，所以上农夫耕种百亩，而下士想要获得和上农夫一样的收入就得有八百亩土地，或者是三百亩土地和三名奴隶。
这亩，是周制小亩，换成现在的大亩，也就是二百多亩。
中士倍之、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以此类推，其实到下大夫也就不过一千来亩土地。
这规矩早就完蛋了，因为按照这个规矩的话其实下士可能还不容易逾越，可是个大夫就算是逾越。
子产当年就是用严守旧规矩的方式，收回了各个贵族家族“僭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