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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局面收拢之后，泗上也应该做好了战争准备，那时候，他自然也会得到失去了威望最高的派系领袖的自苦以极一派的强烈支持——他那时候将会是最急着发动诛不义之战的人。
如今两个人再一次面红耳赤，一如墨子当年还在的时候争论道义，甚至互相批判了很严重的“守株待兔”和“刻舟求剑”两个评价。
高孙子沉默许久，昂声问道：“你既说，削弱齐国。可全部退兵、保持齐国基本完整、又帮着齐国汶水济水土改、清理贵族，这怎么能算是削弱？我反倒觉得，这会让齐国强盛，更难对付。”
“齐国内部田氏两系之争，至此彻底解决。齐国尾大不掉的贵族，被我们清理了一番。这使得齐国完全由富国强兵集权于君的可能了。”
本来墨家的本意，是借此机会，削弱一下田午田和的力量，使得田和田午和田剡之间的矛盾更加锐利：田和若是被削弱，那么田剡便要考虑清理田午、而田和为了儿子也不得不准备清理田剡。
可田午弄出来武城屠杀的事，整个泗上正在召开共政大会、墨家的口号又向来是诛不义，这导致墨家必须要签诛不义令。
这是意外，而且当时的局面，谁不同意诛不义令，谁就要被指责。这件事不可能说服，也不可能讲出道理，甚至不签的话会导致一些真正可靠的年轻人失望。
民众参政的力量激发出来后，也必然会有一定的反噬，这是好事证明民众觉醒，长远看泗上民智渐开接受了新的善恶是非标准，立于不败之地；可短期看，对于复杂的战国局面却在一时的谋划上有些难言。
一场武城屠杀的意外，直接导致齐国的局面和墨家之前谋划的完全不一样。田剡彻底干翻了田和，田午没了，延续了二十年的田氏内乱彻底画了句号。
似乎，齐国真的有富国强军加强集权变得强盛的可能。至少，高孙子的话，引来了在场许多人的思索和点头。
而适却在众人都点头思索的时候，用一阵让众人安心的笑声道：“齐国不是泗上，齐国也强盛不了。我是说，保持齐国基本完整，可我没说什么条约都不签。齐国不但不会变强，还会日渐虚弱，甚至民怨沸腾、民众觉醒。”
第二百五十三章 新略（五）
齐国和墨家之间的纠葛，从一开始就不只是这两家的事，到现在还不是。
所以和齐国缔结和约也不是两国之间单独的事，也不只是简单的墨家的一件对外的和约，而是涉及到天下和墨家内部。
若站在一个后世的角度看，这一次诸侯会盟墨家和齐国缔结和约，将意味着延续了数百年的春秋时代的终结，意味着周天子宗法体系的彻底崩塌。
三晋封侯，田氏代齐，那是一个暗处的时代分野。
三晋封侯源于三晋伐齐，三晋伐齐是有周天子授权的，即便是天子无实权，但是其结果是三晋“献俘于天子”。
越国趁此机会对鲁、齐的征伐，那只是以越伯的身份履行天子伐齐之命、支援自己的盟友。
而这一战之后的这一次会盟，墨家不会在乎周天子，因为周天子至今为止没有给墨家一个真正的名分，换而言之墨家也不稀罕。
而且这一次会盟是要解决很多问题的，为之后的天下大势营造一个更为有利于墨家的环境。
齐墨之间的事。
中山国独立的事。
魏、韩、赵三国飞地互换的事。
楚国魏国韩国郑国之间的边境和榆关的归属……
种种这些问题，都要在对齐缔结和约的时候谈到，因为这场会盟必然是由墨家来主持。
谁都不行。
魏国现在担忧墨家和楚国合作。
楚国自己无法夺回榆关，更遑论大梁，需要墨家的支持。
郑国现在面临着被魏国放弃给韩国的险境，需要墨家的非攻作为支撑。
魏、韩、赵三国互换飞地，需要一个主持者从中操控维持“公平”。
这个主持者，按照以往的规矩，都是霸主当。
墨家不在乎个主持会盟的身份，也不在乎周天子那边的态度，但是在乎这一次主持会盟之后所能攫取到的利益和有利的形式。
为此，对齐的和约，必定不能够胃口太大，也必定要选择撤军。
同样，这件事牵扯到更多的复杂问题，牵扯到墨家之后利天下大略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周天子的宗法分封体系的正式崩溃、周边夷狄的全面溃败、火药铁器带来的农耕民族和骨器游牧民之间的巨大差距，都使得“天下”这个概念缺乏一个更为稳定的想象力支撑。
齐桓公尊王攘夷，不算楚国，北方燕国面对的夷狄那时候还强大，各诸侯都需要面对夷狄可能的威胁，“中国”这个概念在那时候是有文化基础和想象力支撑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再加上华夷之别。
墨家支持“同义、统一”，但是反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本来意思，因为如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民众分走贵族的土地就是违背了道理的。
既要反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要为将来维系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又要提防各国之间的创造民族，这就是这一次对齐和约以及附属的诸侯会盟要解决的最难、最复杂的事。
算起来，孔子算是启百家的人，毕竟开了私学先河，而一整套的体系理论的发展乃至百家争鸣，在“天下”这个问题上的脉络也就有迹可循。
仲尼之前的现实，就是礼崩乐坏。
礼崩乐坏，意味着以周天子为枝干的、维系九州是同一个想象力族群的、周天子拥有神权和法理的时代就要崩裂。
对此，孔子想的办法是往回退，退回到礼不崩、乐不坏、征伐出自天子的时代，以维系诸夏的统一存在，形成一个内部分封的外部独立结构。
到了墨子的时代，礼崩乐坏的更加彻底，宗法分封体系已经支撑不下去了，墨子的想法是承认既定的现实，推行国际法准则，使得分出来“义”和“不义”，非攻以维系天下的和平。
而等到适出现之后，墨家的整个理论在很大部分上被修正，提出了新的“同义”的概念，而同义的基础是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天下一致、善恶标准和义的标准天下相同，形成一个更为紧密的文化族群。
比如说当初有人问墨子的“我爱邹人胜于越人、我爱鲁人胜于邹人、我爱我家乡的人胜于外地人”这个问题。
仲尼的解决方式是“征伐出于天子”，使得天下还是天下人，不会割裂，即便内部有所割裂，但是依旧属于“普天之下”的天子，靠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的文化认同，保持天下人的基本向心力。
墨子的解决方式，是“非攻”，推行天下准则、承认各国之间分裂的现实，因为孔子的手段已经证明无效，诸侯不可能同意，那么就退一步承认现实，依靠“兼爱”的说教和道理的宣扬，解决邹人、越人、鲁人、齐人的问题。
适的解决办法，则是说教太难了，那我们统一吧，统一之后不就不存在邹人鲁人的问题了？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太难，我们不去解决问题，而是把这个问题本身搞掉，换个更容易解决的问题不就得了？
只要能够完成大的“同义”，那天下也就离兼爱更近了一步。到时候要解决的只是“我爱乡里人胜过爱外乡人”的问题，而邹人鲁人的身份消失了成为了天下人。
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解决问题本身。
如此，“义战”与“不义之战”的理论就必须要解决。
单纯的内战，基于墨家的义，必然是不义的，尤其是为了掠夺土地和财富的诸夏内战，这是墨子定下的基调，是可以修正理论，但是不能在原则问题上颠覆。
然而，如果是因为贵族的存在不合理、一个统一的诸夏更为符合“利天下”的主旨、解放其余的受贵族制度之苦的庶农工商、并且用“君臣民之通约也”和“道法自然”的理论解释庶农工商获得政权的合理性，那么这就解决了“义战”的问题，使得墨家所做的一切不是单纯的诸侯相争的内战。
所以这一次会盟的基调，就必须围绕这个问题，逼着诸侯承认一件事：墨家对齐国一战是合理的。
怎么逼着诸侯承认？那就必须要算好各国的态度，出让一些国家的利益，获取另一方得利国家的口头承认。
这也正是适对于“非攻立国”一派充满警觉的原因，也是他成为巨子的第一场讲话就认为“非攻”是对的、但是不符合现在的局面、需要换一种手段的原因。
他在搞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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