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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钱，然后才可以维持一支听命于君主的常备军，然后压迫贵族逐渐收权。
而不是先得罪贵族，然后认为这样就能弄到钱，到时候就可以组建常备军：顺序弄反了，结果不言而喻。
既然军制先不能改，那么农民就必须要被束缚在土地上。
不考虑动乱的问题，假使齐国采用宋国的手段，那么农民便会自由迁徙，农民的自由迁徙，意味着贵族不能有效的管控封地，也就意味着战争的时候贵族拉不出足够的封建义务兵。
宋国和泗上，因为不需要贵族分封以统治，也不需要贵族封地上的封建义务兵，同时还能够有一支四万人左右的常备军，所以他们可以搞贵族。
齐国不行，因为齐国的士人和官吏数量莫说比不上整个泗上，可能连一个沛邑都不了，齐国需要贵族分封维持统治，也需要贵族封地维持稳定，以便可以拉出足够的士卒作战。
技击士源于齐国发达的工商业，但技击士作为雇佣兵虽然精锐但是数量不多，依靠雇佣兵打仗问题极大，而且很难维系足够的数量。
尤其是春秋已经结束，如今天下诸侯相争，动辄三万、五万这样数量的大军，不能只靠那点精锐的技击士。
历史上秦国变法可以做到不需要贵族封建义务的全国上下强军，源于墨家三分之后秦墨入秦，有组织地以吏为师培养了大量的基层官吏，所以才导致秦墨巨子的儿子杀人，秦王需要征求秦墨巨子的意见并且去建议赦罪，因为他面对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垄断了秦国教育和基层官吏的组织头目。所以秦法严苛太傅都要割鼻子但对于秦墨巨子的儿子杀人一事秦君还要去过问。
泗上如今可以做到拉起一支数万人的常备军且不需要贵族，因为泗上发达的工商业每年半数的收入都投到了教育上，培养了跳出了周官学体系的一大批的基层干部，建设了能够控制到乡一级的基层执政体系，那还要贵族干什么？不但不要贵族，而且墨家别的学派的人也不要，包括儒生，因为墨家如今自成体系。
如今齐国在军制上就不能这么做，也没能力这么做。
军制为其一，稳定便为其二。
战国乱世，能够被君主看重、能够投君主所好的学说，无一不是“富国”、“强军”为目的。
但富国强军的前提，是稳定，“民皆变业”在这个时代，便可以视作不稳定，那也是君主所不能接受的。
第二百四十七章 齐国的路（五）
儒家八分之后，在战国日渐衰弱，其根本就是因为那些学说违背了时代“集权”的主流，也难以做到富国、强军。
而且在儒家和五德天命学说融合之前，作为“巫史”传承中“巫”的那一派，他们缺乏在战国解释君权合法性的理论：正统的儒学，可以把现在诸大国的诸侯全都打成乱臣贼子。
没有神权解释权、不能解释战国君主合法性的巫，便无用。
杨朱学派曾和墨家为天下显学，后来都消失殆尽甚至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源于杨朱“无君”的那一套无政府主义和人文启蒙；而墨家则更是搞出了“君、臣民之通约也”、“人无分老幼贵贱尽皆平等”、“诛不义之君人人有责”之类的内容。
管子学派既要讲“富国”、“强军”，但又不能跳出分封建制的社会基础弄出新的军制，在军制的问题上，则是沿用了过去的经验。
在管子学派的“富国”之说后，军制仍旧是封建义务兵制为主流。
而封建义务兵为主流，就必须要做到稳定。
如何稳定，那就要在发展工商业的同时，做到“民不变业”，也就是说，农夫的儿子还是农夫、商人的子嗣仍是商人、工匠的子嗣仍是商人……
这和管子学派的“富国”理论，其实并不是相悖的。
“民不变业”意味着工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但这个“富国”的国，不是国民财富的总和，而是一姓之私的“国”的财富。
国富而军不强，这是君主不能接受的，他们也只能在自己的国富理论上，违背自己国富理论的内容，融合过去的经验弄出一个半新半旧的军制。
民不变业，是为了军制，也是为了国家的稳定。
那么，宋国的经验就不可能全用，因为宋国那里的经验，是“允许迁徙到泗上”和“励民变业”……甚至于泗上墨家的做法和收容政策，更像是“逼民变业”。
田和明白，齐国现在没有管仲，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大量的农夫被驱赶出土地的混乱局面，一个都没有，那些贵族是什么水平他心里清楚，那些人只有旧时代的经验，却缺乏新时代的理论。
如此一来，在“民不变业”的基础上，改革就不可能那么完全。
甚至于在这次政变之前，田和想到的办法，竟然是逆时代而动。
在全天下“开阡陌、破井田”、“分之于民”、“授田私有”为主流变革趋势的情况下，田和针对齐国的局面，所想到的手段却是“逆而为之”。
为了拉拢贵族，为了维系军制，以及为了能够使用管子学派的富国手段，田和考虑的齐国之路，是这样的：
承认贵族的封地，并且承认贵族对于封地上的农夫的支配权，利用现在临淄和泗上工商业发展急需粮食和原材料、并且大为有利可图的前提下，给予贵族足够的利益。
这样一来，贵族可以继续使用劳役地租制度，保留一部分农夫份田的基础下，扩大经营的土地范围，使用无偿的劳动力生产粮食和原材料，获得足够的金钱利益。
再先给一个甜枣的前提下，立刻打一巴掌，征收贵族的税：因为贵族可以全权地控制封地上的农夫，并且在工商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下有利可图，那么他们就会有钱。
征收贵族的税，用以建立一支类似于泗上墨家的义师那样的常备军，这支常备军归属于国君所有，但是军官仍旧由贵族担任，只不过不再需要贵族的私兵为主，逐渐过渡到国君依靠“官山海”和“国轨”以及“贵族军赋”所建立的、不再需要贵族封建义务兵的常备军。
这两个想法的前提，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泗上和临淄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使得粮食和农产品有利可图、可以作为商品的前提。
在全天下都在“授田于民”的浪潮之下，逆而行之使得齐国贵族封地内的农夫再度农奴化，以此对贵族妥协、同时从贵族手里征税以建立常备军。
同时，官山海政策下，扶植一批富豪大阀，使他们和国君站在同一阵线。
比如管子学派认为，冶炼和盐这样的行业，国家自己管太麻烦，不如在君主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三七分成的方式，吸引大商人、有能力的贵族，开办盐场、冶炼行业等，直接分红。
如此一来，齐国已经有所起色的大工商业富豪，便可以和齐国的君主绑在一起，君主扶持一些财阀，同时财阀又必须依靠君主的执政，各取所需。
这个政策与前两条相配合，又可以保证劳动力的充足：贵族既然有全部支配其封地上农夫的权力，那么假使这个贵族决定搞盐业或者冶铁业，那么大可以将封地上的农夫强制进行劳作，以解决劳动力的问题：泗上的解决方式，是让宋国沿河一代的贵族经营封地、驱赶铁器牛耕下的农夫去泗上找事做；田和觉得这太麻烦，直接让贵族支配农夫，强制让农夫将“公田”的封建义务弄到盐场里和矿山里不就完事了？
对于那些已经发达了大工商业者除了要扶植之外，还可以用“卖官鬻爵”的手段充实府库。
比如“予而夺之，使而辍之，徒以而富之，父系而伏之，予虚爵而骄之。收其春秋之时而消之，有集礼我而居之。时举其强者以誉之。”
就好比有一个善于经营冶铁或者制盐的大商人，这个人本来就很有钱，而且还有足够的背景，那么除了要扶植他的产业使得富庶之外，和可以“虚爵而骄之”。
假使这个人虽然富庶，但却没有贵族身份，那么可以赐予他一个贵族的身份，当前赐予他的贵族身份是虚爵。而且还要对他征税以达到春秋之时而消之、从他身上榨取油水；顺带要让这些商人开始讲“礼”从而让他们看上去是贵族并且支持君主。
换而言之，由君主和国家扶植一批经营大型工商业的豪门，他们可以拥有垄断专营权，尤其是名义上海、山、矿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归属于国君这一“天经地义”的法理之下，更容易实施。
同样，一些大型的、具有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