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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听着这番话，面露微笑，点头道：“愿是如此。能得墨家的夸赞，却不容易。”
“当年文侯问于李悝我何人也。李悝回文侯，说我吴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及也。你所谓的这个局限性，便是然之意？”
“若那些事成，便说我吴起做了许多有利于天下之事，然也做了许多害天下之事？”
适摇头笑道：“是……然，因为历史的局限性，做了许多害天下的事。”
吴起大喜道：“这便有了些意思。如李悝当年论政，言：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未尝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
“我观泗上之政，民益丰足，饥苦少见，我曾以为李悝的这番话，是对的。那么以您来看，这些话的局限性在哪哪？”
李悝的这番话，算是魏国变法的“主义”，这是正常历史线上影响秦国变法内容的根基，毕竟商鞅曾经做过公叔痤的中庶子，思想受到了李悝的影响极大。
这番话就是说，人民饥饿的根源，是因为兴土木；人民寒冷无衣的根源，是因为都去纺丝绸得利而不去织布。而这些又是导致国家贫困的根源，所以要禁技巧，只让国人男耕女织小农经营。
吴起不解的就是他觉得李悝的这番话有道理，可是在泗上看到的事实又觉得墨家根本不是实行这种政策，但是泗上的富足又远胜魏国变法最深的西河，他想要知道其中的根源。
适想了想这番话，郑重道：“因为劳作创造财富。雕文刻镂，是因为世卿贵族无偿地占用了民众的劳动；锦绣纂组，是因为麻布贵族不买，而能买得起麻布和锦绣的只有贵族，所以民众自然锦绣纂组。究其根源，是因为世卿贵族掠夺了民众的劳动。”
“这就如同，刺人而杀之，季充君认为杀人的是兵器，他只是看到了表面。而墨家则认为，杀人的是人。”
“人人求利，若世卿贵族不做蠹虫，那么若是雕文刻镂所得金钱，胜余耕种，证明粮食丰足，人们求利便去做。若是雕文刻镂所得金钱，远不足于耕种，若无强制，岂有人去做？”
“根源不解，却去改变表象。时代转变，铁器牛耕已兴，却用世卿贵族时候的亩产去考虑政策，这不正是楚人渡江落剑而刻舟之事吗？此季充君之一谬也。”
“再如泗上，粮价日贱，农人思变业。做锦绣，数倍其利。缘何？因为粮食日足。”
“故子墨子言：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
“世卿已常饱，故而求美；君侯已常暖，故而求丽；王公已常安，故而求乐。这没有错。”
“错的是，天下人口千万，缘何常饱、常暖、常安之人才那么少？这是根源，解决了这个问题，能够使的天下人求美、求丽、求乐，此方为利天下。”
“子墨子自苦以极，是因为世人不饱，故恶求美；世人不暖，故恶求丽；世人不安，故恶求乐。”
“却从不认为，求美、求丽、求乐是错。他只是认为天下只有少数人可以求美丽乐是错。”
“不去解决天下少数人能求美、求乐、求丽，却寄希望于天下人不饱以求饱、不暖以求暖、不安以求安，此为季充君之二缪也。”
“先质而后文，需求有层次，物质满足是追求更高满足的基础，此为天志，不可违背，顺之无误。是质而后文，还是不质求质、非天下文？此番言论，请公细思。”
吴起念叨着先质而后文这几个字，猛然道：“卜子曾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孔子曰：起予者商也。”
“如此看来，先质后文，绘事后素。竟如《系辞下》之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适不置可否，不能回答也不敢回答。
想要回答就必须谈礼后乎，到底后乎什么？
第五十章 代言
若是仁，仁又是什么，又得扯到一些儒墨之间关于仁的矛盾。
若是直接点头，这又是不负责任，将来出了问题要有大麻烦。
若取儒家仁的狭义，则补足为礼后乎仁，而克己复礼为仁，以墨家辩术逻辑置换，则等同于礼后乎克己复礼，再简化为礼后乎礼，适身在墨家又是墨家的二号人物，这是绝对不能点头的。
你不能说第一名在第一名的后面，认同这个等同于否决墨子的“说知推理”之学，否定逻辑。
若取广义，仁为儒家所言的一种整体的道德规范的整体，这就更必须要与之划清界限。别人可以既要儒家的苗，也要墨家的草，适这个副巨子不行。
因为从墨子评价义渠火葬和桥夷食子，以及适篡改的乐土九重之说，道德在墨家的概念里是可以随着时代而变化的，有时候不是一种准则，而只是一种习惯。
不能说人家义渠人火葬就不孝，也不能说贵族守孝三年就比贫民守孝三日要孝顺。更不能说父孝悌这些上下有别服从礼法的东西，是永恒的、不可更改的道德。
但儒家认为道德是永恒的、普适的、不变的，同时又是可以规定于制度的亘古不变的，因此礼才是不分生产力水平治世的基础。
同意这个，等同于同意在工业社会，有能力必须服丧三年，那么也就没有资格嘲笑在工厂定时朝拜这样的事。因为若礼是对的，那么服丧三年就必须要在这三年内提供带薪丧假，算吧算吧家里亲戚死一圈，一辈子衣食无忧，那么这是资本必然不同意的。到时候就看谁输谁赢，是礼战胜了资本，还是资本捏碎了礼。
所以若不可以永恒，那么就可以变革，并非是万世不易的。
于此时，这也必然涉及到儒墨之争，墨家不能承认，一旦承认就要承担违背了“君、父、孝、悌”等似乎永恒普适道德准则的非议。
若是永恒普适不变的，那么小辈必须服从长辈，身份低贱的必须服从身份高贵的，这完全于墨家的“人无分老幼贵贱，皆天帝之臣，人人平等”的说法相悖。
既是广义，儒家的仁那就必须包含孝悌尊卑，那么本身墨家兼爱、平等就已经违背了儒家的广义道德，所以墨家必须连“仁”的概念也得变。
要么，就明着说自己不守儒家的仁，但天下有心人很容易将这句话断章取义为墨家不仁，这正如后世“共妻”之说，于宣传不利。墨家自始至终，从未说过自己就是要“不仁”。
要么，就只能另起炉灶，谈仁，但又要讲清楚自己的仁是什么，所以变为了墨家仁、但本质上守墨家的“仁”。对外宣传，人们都认为墨家仁，有心辩论的，又自然落入陷阱难占上风；无心辩论的也只能鬼哭狼嚎说墨家“无父无君，实乃禽兽”，这就落了下乘。
于氏族时代和春秋而言，君父孝悌这些东西，确实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上符合时代的道德，但一旦社会发展……君算个屁？悌谁人守？
因而墨家要把仁，变为“爱己”，墨家中仁的最高境界是兼爱，因为人人爱我我爱人人所以我得到了数倍的爱己。
这里的兼爱的合理性解释，必须也必然是以“爱己”为基础的，不是把一切奉献给别人的圣徒，而是先爱己，后爱人。
墨者与圣徒之间的区别，在于墨家没有天堂，所以圣徒爱人，或许也是为了爱己，但是这个爱己最终实现是去天堂。这是一种利。
而墨家则是依靠逻辑自洽，将兼爱与爱己变成一道数学题，理论上确实无懈可击。这也是一种利。
墨子谈到爱，便谈爱己、爱马与用马的区别。
因为只有知道爱己与爱马用马的区别，才能知道如何爱人，连自己都不爱又怎么知道怎么爱别人？把爱别人，等同于为了用别人，那本身在墨家看来就是一种错，甚至直接定义为“用”而非“爱”。
爱天下，自己又在天下之中，所以爱天下等于爱己加上爱天下其余人。若人人爱天下，那么每个人都得到了天下人那么多倍的爱，从逻辑上推出兼爱就是最高境界的“爱己”。
这里面是逻辑自洽的，若不谈爱，将其化为自尊和尊重他人，也是一样的道理。
但在这之前，就需要依照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政策，使得人人可以最大程度的“爱己”，由此又推出墨家体系之下，公共权力和法律的制定准则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