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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已有的耕地，先不配发的铁器。
那些授田不足需要垦荒的土地，配发铁器。
土地的使用权归属于私人私户，但是严禁买卖，而秦君的身份，也就相当于从秦君变为了三县唯一的大地主。
每户分了土地之后，将赋税直接缴纳给秦君，收六取一，用六一税程度进行积累。
虽然六一税挺多，但是相对于之前贵族封地的层层盘剥，民众竟然欣喜万分，以为善政。
以重税遏制商人，实行秦君垄断工商业的政策，利用和义渠等西羌的贸易交换垄断，积累财富的同时，让商人不能够积累财富，将财富集中在秦君手中。
按照户口分配土地，因为正常人口的话，一户人耕种百亩土地已经是极限，没有动力也没有精力开垦更多。
大肆打压商人，土地不能买卖，开垦更多的土地也没有意义，加上按照户口人数征收人头累进税的政策，逼迫分家，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可以保证“依靠农业开垦的原始积累”不可能完成。
严禁迁徙变业，颁布《逃亡法》，任何逃亡到山林的人一旦抓获，立刻贬为奴隶，实行连坐。
严格控制人口流动，也严格控制可能逃亡的方向，以使民众除了耕田之外，难以生存，不得不在土地上劳作。
取缔任何影响农业生产的娱乐活动，禁止人殉，禁止祭河伯，在农闲时候鼓励射箭、习武、角力等娱乐活动，其余活动均为违法，抓住后重罚连坐。
严禁游学风俗，严禁各国的学说在三县内流传，外来的商人可以进行贸易，但如果进行讲学，则要重罚，严禁民众听到其余的声音。
粮食买卖违法，除非秦君亲自收购，否则进行粮食买卖的商人，一经抓获，立刻重罚，同时贬斥为奴隶。
实行手工业统一定价，不得私自转卖，不得让手工业者和商人从农户手中获取高额的利润。
建设直属于秦君的各种作坊，所有在作坊工作的人，不得变业。因为不给他们授田，除了在作坊劳作，别无存活的可能。再加上商人不能买卖粮食，这些人就算有钱也难以存活。
增加商税，使得一些非必要的手工业品涨价才能获得利润，从而使得农夫厌恶商人，觉得商人在坑他们，同时又靠增税让商人很难获利，从而让农夫也别想着去做商人。
实行普遍军役制，按照墨家在泗上的经验，适龄的年轻人在军队服役，而不适龄的则需要服劳役。
强制兴修水利，挖掘灌溉渠。
缴纳的粮食、布匹越多，就能减少服徭役的天数，从而鼓励民众生产。
编户齐民，五户分马匹或是耕牛一头，还有铁器，但是只有使用权，并未实行泗上那种分期赎买归于个人的政策。
一系列的政策说完，索卢参的脸色已经有些难看，高个之人却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即便这样，民众的生活依旧比以前好得多，人心振奋，皆呼万岁。你根本不知道在之前，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六一重税，民众竟然都称善政，你可以想想之前。巨子当年曾说，民有三患，我们这么做，是不是也算是利秦国万民了？”
第二十七章 物辩
在说论之前，就已经先说过不以利天下、利万民这个准则来判断，可是高个之人终究还是忍不住说了那番话。
最伪的伪善，也比恶更好。
因为伪善的存在意味着善战胜了恶，成为人们心中的一个标准，所以才有伪善出现的必要。
此时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墨家学说如今传播的太广，儒学尚未在稷下学宫与五行天命阴阳之类的东西融合，不能被统治阶层接受推广，此时天下唯一的显学只有二十年来不断发展的墨家。
正因为墨家已然成为了唯一的显学，所以墨家的一些评价善恶对错的准则，已然在不经意间影响到了天下人品评政治的准则。
所以高个之人不能在索卢参面前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就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因为他已经受了这些学说润物无声的影响。
索卢参却恪守着之前的准则，摇头失笑道：“你之前已经说了，不以此论，我今日也不是来批判你的。只是，我想说，但凡做事，总要符合天志，你们这样不谈利与不利，终究是阻碍天下财富总和的增加的。”
这些东西早已经随着《墨经》的传播，有了定义，关于劳动创造财富的说法也已经颇为流行，尤其是富裕的经营性地主、商人、手工业者对此大为赞同。
因为只有这些道理是对的，商人、手工业者、经营性地主、作坊主才可以名正言顺地反对贵族对土地的占据和特权。
屁股决定脑袋，利益决定是否相信，而此时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正是这些大商人、大作坊主和新兴地主所乐于相信的。
高个之人在上次与人相辩吃瘪之后，就一直在思索怎么从根源上反驳墨家的道理，结合这些年的思索和见闻，当索卢参今日又提起什么天下财富总和的说法时，高个之士终于想到了反驳的说法。
于是他问道：“索卢参，现在墨家的道理，总结起来，其实无非四个字。”
“道法自然。”
“你们认为人的经验、理性、推理、总结，可以知晓自然的规律、天下的规律、兴衰的规律。只有知道了规律，法之，才能够天下大利。是这样的吧？”
索卢参觉得这话没错，点头道：“是这样的。”
高个之士大笑道：“那么，如果你们对于一些道理的推论是错的，是不是指导的规律就是错的？”
索卢参反问道：“什么规律是错的？”
高个之士道：“劳动创造财富的说法，是错的。”
“土地、稼穑、农耕，才是唯一让天下财富总和增加的东西，劳动并不是。”
“财富是物，物的来源不是商业交通而是生产。所以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的创造和其量的增加。”
“你们认为，工商都是增加了社会财富的。实际上是不对的。”
“如工，手工业不创造物质，只是变更了组合和天底下原本就有的物的形态。”
“比如说，一团泥，你可以做成陶罐。但是，天底下增加了什么物了吗？那个陶罐是泥做的，做成陶罐，这泥并没有增多。这是改变原本就有的物的形态，不能称之为增加。”
“比如说，一张风筝。这风筝不过是布帛与竹片、棉线的重新组合。你可以做成风筝，也可以用这些布帛、竹片做成筛箩。所以，这是变更了物的组合，也不能称之为增加了天下的物。”
“至于商，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什么都没有创造，只是改变了原本的地、时，你不能说天底下的物增多了。”
高个之人说到这里的时候，已然兴奋起来，觉得已经胜券在握，正该乘胜追击之时。
这是一种经济学观点，起源正是战国时代出现的“农家”，本质上也是对天地道理的一种探究，也是一种在“道法自然”的前提下重农轻商的理论基础。
这种经济学观点经过千年的发展，在后世的法国大革命之前达到了顶峰，形成了重农主义这一学派。
学派存在的基础，就是认为工商业没有让天下的“物”的总量增加，手工业本质上就是改变原本就有的物的形态、或者是变更了天下已有之物的组合。
高个之人曾说过要反驳墨家的道理，就必须要釜底抽薪，今日所说的这些，似乎正可以从根源上解决。
他既要乘胜追击，便提高了声调，看着索卢参的眼睛道：“工、商都没有让天下已有的物增加，但是唯独农耕稼穑，是让天下已有的物增加了。”
“我春天种下一粒种子，秋天可以收获百粒。”
“我春日养殖了一头牛犊，冬天牛犊长大增重。”
“可工商都不行。你做陶罐的，并不能让陶泥的数量增加，只是改变了陶泥原本的形态。一斤陶泥做成陶罐，还是一斤，并未增加。”
“所以我说，天下财富唯一可以增加的方式，就是农耕。因而，从你们所谓的天下财富总和的说法上来看，我们在秦地做的，也是正确的。”
说完之后，高个之人一脸得意之色地看着索卢参，他觉得索卢参已经无法反驳。
如果这个不能反驳，那么墨家的一些政策，就是不符合“天志”的，至少是推论错了天志。
由此，墨家的政策本身，就被墨家道义的“天志为规矩”所打败，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圈。
似乎，唯一反驳的方式，就只能从“天志为规矩”是否一定合理上来解决了。
而且这个说法，此时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