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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上对粮食和原材料的需求、高产作物的传入、琅琊到高密等地的海运发展，都使得齐国走向了一条庄园经济的反动变革的道路。
拥有封地的贵族在默许之下，抢占农夫的分田，圈占土地，使农夫在高产作物出现之下保留很小的份田种植一些地瓜土豆之类，然后贵族们利用农夫的劳役义务经营土地。
每年可以售卖大量的粮食、棉花、烈酒等，再从泗上购买棉布、火药、铁器、火枪、陶瓷等。
嫡长子继承庄园，庶子则进入军中学习，如果能够立下战功也可以继续获得封地。
每年依靠粮食棉花出口征收的出口税作为军费，每年征收一定量的人头税作为军费，齐国也终于养出来一支新军。
军官基本都叫轩辕某，士兵都是从各地征召来的。
十余年内，齐国都避免了战争，闷头发展，利用这种新的体制，再不触动贵族利益的前提下迅速扩张。
虽然莱夷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被击败，但是在东部齐国实际上并没有足够的有效统治；北部靠近燕国的地方，也是如此。结果伴随着这种明显的反动变革，反倒是齐国军中的贵族庶子们奋勇作战，以求获封土地。
一些大的城邑的治权，田氏又拿到自己手中，每年出口的大量粮食和原材料也使得齐国的中央经济有所好转，而且促使一些贵族开始转型：比如利用封地的人口采矿、晒盐、种地、酿酒等等。
齐国选了一条和秦、三晋都不一样的变法之路，因为齐国不得不这么选。
秦国可以利用外来人才以吏为师，依靠良好的外部环境，不惜和国内旧贵族决裂以强制变革，形成一个人人都可以上进的军功之国。
齐国没办法这么搞，齐国这么搞很可能就会被墨家抓住机会，而且人才都跑到泗上去了。
齐国只能选择承认贵族的身份尊卑，同时将军功和贵族绑定，承认贵族更大的权利压榨封地民众换取贵族的支持，以墨家的威胁作为联系王权和贵族的纽带，以靠近泗上工商业发达的地理优势发展大规模农业出口以积累财富。
商人们选择获得贵族的身份，获取一定量的农夫可供支配后，开始发展手工业，使得商人获得了上升通道成为了贵族的一员。
名字前面带有轩辕为姓的贵族们开始接受更为先进的教育，开始从基层军官做起将贵族和王权联结在一起，通过大家一起做“炎黄之争五德轮回”这一学说的受益者，使得齐国成为了一个不一样的国家。
这也使得齐国的大大小小的贵族，是最惧怕墨家学说和土地改革的贵族，也是一旦开战将会最为顽固的一群人。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墨家若是战胜，他们所得的一切特权一切财富，都将化为乌有。因为他们的财富源于制度，而这种制度又是墨家必然会选择摧毁的。
齐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一条正视国内贵族太多、实力雄厚、田氏根基不稳、距离泗上太近种种情况后所能选择的、对贵族和田氏而言最正确的路。
第二百章 必然之路（下）
只是这条对贵族而言正确的路，实际上也已经把齐国带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秦国不可能采取齐国这样的以大贵族为基础的变法，也不可能采取这种本应该在唐代才会大规模出现的庄园主经济。
本质是因为秦国距离泗上太远，而唯一有能力吸收大量粮食和原材料的工商业最发达地区在泗上，距离齐国太近，秦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没法搞出来齐国这样的变法。
齐国的主要收入还是农业收入，工商立国的策略早在齐桓公去世后诸公子之争后便已经不复存在。
更关键的是齐国的货币崩了。
齐国尝试着铸过刀币，以铜本身的价值作为货币，可是没多久就出现了很极端的情况。
农业技术的飞速发展、泗上工商业产生了更多的货物、距离泗上这个技术传播地最近的齐国的钱币出问题了。
铜伴随着铸炮等军事活动价格节节升高，齐国的铜本来就少，今日铜可能是这个价、明日便可能是那个价，如此一来，手里即便有铜币的人也不愿意把铜币花掉，而是宁可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
铜币很难流通，今天花出去买了一斤粮食，明天说不定能买两斤，那我为什么不直接拿东西去换，而把铜币留着将来再买东西呢？
贵族们不肯私自铸钱，觉得不如用铜和墨家直接交易；国君更不可能傻到把日日攀高的铜都变成钱。
没钱的日子不是不能过，那得是用石头、青铜农具、亩产三十斤的年代。
现在，没钱是不行的。
齐国没有钱币，泗上却有特殊的纸币。
虽然防伪技术很一般，但泗上作为造纸最早出现的地方，靠着简单的特殊油墨、从朝鲜运来的桦树皮内层的薄皮内衬、原始的凹凸版印技术等二十年的技术积累，还不是齐国能够仿制的。
久而久之，齐国和泗上先在“经济”上完成了统一，齐国实质上已经在以泗上为中心的统一市场的范围之内。
那些贵族生产粮食棉花矿石的目的，就是为了卖到城邑中、卖到泗上换取泗上的货物。
原本最原始的那种分封制下的经济其实已经被摧毁了。
原始分封制下的经济活动，不怎么需要钱。
村社封地之内，农夫给封建主劳作，最多也就是一些城邑附近的农夫缴纳一下实物税，没有大规模的交易。
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
齐国的这种畸形的庄园主经济和宋国泗上周边的情况还不同。
泗上周边，那是最开始那里的宋国贵族也看明白了，这年月什么都是假的，钱才是真的，泗上一天不倒，他们也没有必要拥有军事力量。
况于他们距离泗上更近，更清楚墨家关于农奴束缚奴婢奴隶的政策。
加之泗上就在旁边，强制的人身禁锢措施只会导致大规模的逃亡。
所以宋国靠近泗上地方的贵族采取的做法是：侵占土地、兼并土地、改良技术、购买新器械，将用不掉的人口赶走，爱去哪去哪。
自己用最少的人工依靠技术的进步经营自己的土地，多余的人赶去泗上是做雇工也好、入共耕社也罢，和他们再无关系。
以最少的人工、最少的成本、最少的工资、获取最多的利润。
齐国这边则是保留了农夫少量的籍田，新作物出现后，三五亩籍田总不至于饿死，剩下的则继续保持藉田的劳役地租，使得农夫被困在土地上，为贵族拼命劳作。
泗水周边逃亡到泗上，可能只需要一日就能跑到；而在齐国想要逃亡泗上，那就不那么容易了。
更为严苛的禁止逃亡的律法、连坐法的实施，都使得逃亡的成本太高，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不至于饿死，总还可以坚持下去。
于是牛羊、毛、粮食、酒类等可以生产出来许多，通过海运的途经源源不断地运抵泗上。
齐国出口的主要货物排在前三的，是粮食、烈酒、棉花。
齐国进口的主要货物排在前三的，是铁器、棉布、陶瓷璆琳。
管子学派的官山海政策的基础，是国内封闭以及齐国在春秋末期工商业最发达的物质基础。
手工业发达远胜于别处，商业政策怎么玩都可以玩出花；手工业不发达而且紧邻着高度发达地区，商业政策玩不好就可能国家崩溃。
现在这么搞，官山海变为了官关税，田氏垄断着对外进口贸易，收取税金作为军费；贵族们出口粮食缴纳出口税作为对田氏的支持。
临淄之前曾有讽者讲过笑话，说是大王的军队，拿着泗上的火枪、穿着泗上的棉布、花着泗上印刷的纸币，哪天大王和泗上开战，就要带着一群光着身子的士卒了。
齐国也就还剩下盐业还能够支撑，剩下的手工业基本上完了，而且这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不是说齐国现在不能战斗。
就现在中原这个局面，把赵国刨除，魏、韩、齐三国最能打的其实是一直闷声不敢卷入战争的齐国。
但这种经济状况只能维持，一旦有一次战败，就可能是万劫不复，内部外部的矛盾就可能全部爆发出来。
不是齐国想这样走，而是齐国的统治基础是贵族，又距离泗上太近，不得不这么走。
贵族需要钱，因为泗上的那些手工业品要用钱买，可他们家里没有金矿，变不出钱。
怎么办？只能选择从封地入手，而且只能选择兼并土地经营对外出口粮食棉花等，要是靠着以前那种劳役地租井田制度，贵族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