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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领域，他则坚持搞《限田法案》，过去是用税收来限制大地主阶层，现在则是想要进一步用法案限制土地兼并，通过对农民持有农耕地的最高限制，zhèngfǔ强行从地主阶层收购超标部分的耕地，通过先租后卖的方式，逐步将土地分散给农户。
宋彪几年前就想这么做，唐绍仪坚决不同意。
总理不同意，宋彪又不想换总理，此事就搁置了，而他此番决定支持欧阳赓，也正因为欧阳赓决定强行推动这一法案的通过，但欧阳赓也有条件，那就是限上不限下。
所谓限上不限下就是zhèngfǔ不保障农民的最低持有农田的数量，只限制最高持有数量，林桑茶果和牧业农用地也不在该限制条款内。
这个法案有利有弊，弊端是对农业的大机械化和产业化有负面影响，很可能就会像法国农业那样缺乏竞争力，好处则是逼迫资本流向工业，提高国内人均购买力，扩大内需市场。
宋彪过去也不敢轻易推动这个法案，因为国内的地主阶层实力太强，现在则不一样了，工业的实力更强，农业就必须为工业让步，也可以拿那些大地主开刀。
宋彪也不用和容星桥谈《限田法案》的事，他就谈一些和企业有关的东西，多询问一些细节上的事，增加自己对帝国工业水平的了解。
帝国工业要发展，还是要靠资本家的努力，zhèngfǔ也要倾尽全力的扶持，提高实业家和高级技术工人、工程师的社会地位，更大规模的推动教育，推动科技的发展。
在欧阳赓这一届总理任内，宋彪就计划在国家科技总署、zhōngyāng科学院、zhōngyāng军部科工部推出“中国国家科技项目研究计划”，用一个简单的201计划来统称，也就是要在20世纪推动帝国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在每一个五年计划中都要由zhèngfǔ拨出资金支持、资助和主持一些重点技术的研究，这实际上就是当初要设立国家科技总署的原因。
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文教部的两个万人计划的进度比预期的要差一截，可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大体也达到1。3万人的总规模，今年补偿xìng的增加的更快一些，在美国的留学生约占50％，法国其次，只是在俄国和德国的留学生前几年都被迫中断了学业，目前在欧洲各国都有留学生，也有去墨西哥、智利这样的国家，这主要是考虑一些特殊的长期合作，在rì本的数量还是比较多，占10％左右，这是因为去rì本留学确实比较容易和便宜。
随着和德国重新建交，赴德国留学的学生会在后面几年大幅增加，总体而言，德国的大学教育还是在世界上保持着最高的水平，德国的中等职业专科教育更是非常有特点的很出sè，其他国家几乎比不上。
按照欧阳赓的计划，他打算将德国对华的赔偿主动削减掉一部分，余下的则全部设做德国留学基金，对德国来说可以免于外汇和黄金的流出，对中国而言也没有任何损失，利于中德关系的复苏。
在英法两国，他也打算将留学基金扩大，争取在他任内彻底完成两个万人计划，而且，他还考虑设立专项基金，从亚洲国家招揽留学生赴华留学，培养亚洲的亲华和知华力量。
得益于整个世界的环境、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以及外国知识分子的避难式涌入，国内的大学和中等职业专科教育倒是办的很不错，1540计划基本是在唐绍仪两届内阁的二五计划中完成了，7个省和直隶府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21个省份完成了六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化。
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帝国的201计划才有真正的实施可能xìng，也许在三五、四五计划中，201计划还是要大量依赖外聘专家的协助，但是预期在第五、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本国专家和科研人员就会陆续达到更高的比例、水平。
帝国需要时间。
二十年的时间基本够用了，用这二十年的时间，缔造一个伟大帝国的百年之基业，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
第227章尚武、光复、现代
1920年的中国已经有了很深的宋氏烙印。
皇帝个人的思想、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和影响着这个古老而重获新生的帝国，荀子在中国的升华和圣化，本身也是伴随着皇帝在帝国之中的神化而同步进行的。
简而言之，帝国有八字真诀——隆礼尊贤，重法爱民。
遵循礼教，崇拜圣贤，重视法律，爱护民众。
此乃宋氏中华帝国之根本，也简单而可靠的改变着帝国，催生了新帝国的新文明。
庐山会议对于帝国的影响从1920年的8月份之后就开始逐步显现，梁启超、章炳麟、蔡元培、陈宝琛、严复等一大批社会名流都是汉教的积极推崇者，帝国各省各府都开始有步骤地在建设天坛公园和地坛公园，平时是公园，节假rì则用于祭祀天地，祭天则同时祭拜炎黄帝，祭地则拜祭圣贤。
实际上，汉教是一种从儒教和道教中脱离出来的新宗教，但又缺乏宗教上的明确的神灵崇拜，乃是更为原始的天地崇拜和祖先崇拜。
在名义上，汉教也不是帝国所公开承认的宗教，它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整套崇拜体系的是由祭天地、祭圣贤、祭先祖三个层次组成，这就将整个国家、民族、家族和个人都通过一种血缘上的关系联合起来。
zhōngyāng宗教部不负责管辖汉教，而是由文教部负责。国家另外设立“中国汉文化委员会”的社会xìng民间机构负责统筹，预计会是由梁启超和章炳麟负责这些事务。
全国大部分的省都有了本省的国学院。推选一位本省籍的国学大师负责担任院长，负责组织研究、改良和推广国学。只是在方向上rì渐从孔子转向了荀子和韩非子，国学讲究正本清源，推《劝学》、《论语》、《孟子》为前三书，荀子的《劝学》是全国中学生的必修科目，初中生的国学课分期三年要读完荀子的《劝学》和其他百章诸子名篇，高中生的国学课则必须要系统修读《论语》、《孟子》、《孙子》。大学生的国学课必修《大学》、《韩非》、《中庸》，此为后三书。
其实真正能影响国学昌兴与否的关键还是在公务员考试和科举这样的方式，在国家公考中，单独设立国学科目考核。以《劝学》、《论语》、《孟子》、《大学》、《韩非》、《中庸》六书为应试范围。
宋彪身为皇帝的一个最大的影响力就在于推动了《劝学》的地位，强硬而通彻的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定为国家之根本国策，这种国策思想正是推动《限田法案》和《劳工保护法案》的源动力。
帝国的宋氏烙印也就在此，一方面是追求西化，积极学习西方，吸收西方思想、管理、科技和教育的优势，一方面是遵循古典国学中的仁政思想，追求荀子的“重法爱民”的法政和仁政之兼济。
宋彪执着于此的意义在于，非如此。帝国根本不可能在二十年后同时与苏德rì三国抗衡，虽然那是最糟糕的一种极端情况，但是身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永远都当考虑应对最坏的极端情况，只有这样，国家和民族才能永远昌盛不衰。
帝国不仅要在经济和科技上强大，不仅要在军事和外交上强大，更在内部的思想文化、凝聚力和外部的影响力上无比强大。
只是在另一个方面，宋氏皇帝的烙印在庐山会议之后的1920年下半年也开始显现。在他明确的支持东方正统教派后，帝国内阁总理唐绍仪率先从基督教徒转变为东正教徒，帝国宗教部出资在京都县修建圣马可大教堂。
帝国之所以如此明确的支持东方正统教派，正在不管是天主教和新教都严格禁止图像敬拜，而这和皇帝、汉教的冲突过于厉害，双方根本不可能兼济，东方正统教派则是允许图像敬拜。
天主教的教宗管制制度对帝国来说同样是不可接受的，帝国宗教部必须有权指定自己的教区牧首，虽然帝国不会明确禁止天主教会，但是各种压制措施还是在庐山会议后变得异常明显，各地不得再增批天主教堂。
从唐绍仪之后，一直归属新教派的皇后和欧阳赓、张康仁也陆续成为东正教徒，并且从希腊正教会邀请牧首，用正教会摆脱西方教派——唐绍仪倒是被皇后逼着率先表态的，因为此事已经关系到皇权和神权之争的问题，虽然说现代国家思cháorì趋普及，皇权和神权之间的竞争开始减弱，可在世界范围内，皇权本身也在逐步被现代国家思cháo弱化，帝国皇室自然是不惜一切要维持皇权的至高无上，先将宗教的世俗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