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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玩弄着指甲，漫不经心地说：“好了，别哭了，你继续在军机处上班吧！议政王这个职位就免了吧！”
慈禧这么做无非就是想告诉恭亲王：看清楚了，这里谁说了算。
慈禧这么一整，把恭亲王的锐气全整没了。他算是懂得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再有本事再有能力，在领导面前也得像个奴才，这毕竟不是跟外国人打交道。奕䜣这么一畏缩，影响的还不只是他个人的生活，还影响了整个洋务运动，以后做啥事他都瞻前顾后的，简直不像个男人了，跟以前判若两人。
玩弄权术，遗祸无穷。
就在慈禧弄权之时，曾国藩跟幕僚赵烈文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曾国藩：“我听从京城里过来的人说，现在皇城里气象不怎么好啊，有人在街上明目张胆地抢劫，城市里乞丐扎堆，好多妇女都裸着身子，没衣服穿啊，看来国家民穷财尽了，以后怎么了得啊？”
赵烈文：“您就别操这个心了，国家有国家的命运，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管得了吗？清朝统一了这么多年，肯定会分裂的。不过，清朝也算是出了几个明君，仗着余威估计不会在瞬间土崩瓦解。所以，我觉得灾难肯定不会率先在中枢机构发生，倒是可能在地方督抚那儿，等各省各自为政时，大清就玩完了，而且不出五十年就能看到这一切。”
曾国藩：“那是不是还得像宋朝皇帝一样南迁？”
赵烈文：“您就别操心了，南迁不可能了，中原陆沉，改朝换代。”
曾国藩：“幸好我活不到那年头。”
赵烈文：“您活不到才可惜，活到了没准儿这江山……”
曾国藩：“嘘，打住打住！”
奕䜣跟曾国藩的命运差不多，两人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但朝廷只有在碰到大事的时候才用他们，平常无事的时候奴才吃香。
同是改革，中日效果不一样
在比较中国近代史和日本近代史的时候，最让人不解又生气的一个问题是：日本一次明治维新就把国家内部的问题搞定了，中国前前后后折腾了很多次，搞了许多回，就是做不到富国强民。
都是黄种人，咋就差别这么大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文化基因、政治基因入手，中国几千年奉行的都是维稳逻辑，养成的全是窝里斗的习惯。根本就没有团结合作对外开拓的精神，当权术取代进取，你还能指望一个国家会进步吗？
当时恭亲王的感觉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穿过内斗的暴风雨，宁愿清醒痛苦地活着，也不要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麻痹自己。是时候向西方学习，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了。
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对洋务运动那是非常的欢迎，他们就靠洋人的枪炮打胜仗起家，心里都觉得洋人的东西就是好使。
李鸿章原本是希望老师曾国藩能领导这场洋务运动，但曾国藩这个人太精明，他绝不会傻到挑这个头。这个头只能由恭亲王来挑，老佛爷在后面有选择性地支持。
当时中国聘请了一个洋人当海关总税务司，这个人就是英国人赫德。赫德这个人很有责任心，也很有职业精神。他二十六岁时担任这个职位，一做就是四十五年。赫德这个人很有能力，当时中国各个衙门里一片腐败，唯独海关一枝独秀。西方人如此评价赫德：“中国政府制度中充满了腐败、欺瞒和敲诈，但令人又惊又喜的是，居然与之并存的还有一套最佳的行政服务机构，这就是赫德爵士领导下的帝国海关。”
从这个人身上我们大概能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人改革来革命去，总脱不了坏毛病了吧！鲁迅说劣根性是没错的，这种劣根性并不是人种的劣根性，而是文化的劣根性，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一次性搞定的东西，中国折腾来折腾去，越搞越复杂。
赫德当时给清廷高层写了一本类似于战略白皮书的小册子，系统地提出了中国改革的大计，如果这些东西付诸实践的话，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后来的历史究竟会如何发展。
遗憾的是，清廷虽然最后把赫德的官阶提升到正一品，但始终把他当成个客卿，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个洋人，他真希望中国强大吗？大多数中国人都觉得，不可能。
湖广总督官文就说赫德的所谓战略里“包藏祸心”，江西巡抚刘坤一也说“万万不能照赫德说的做”，两广总督瑞麟说“要富强，靠自己，洋人能帮我们什么”……
总之，皮肤不黄不可信，眼睛不黑不真实，头发不直不牢靠。
这个赫德到底提出了什么建议呢？说实话，很多，我们就挑重要的来说。
首先，这个洋鬼子第一眼就看出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官场腐败，他说如果不把官场治理好，将来中国就无法立足，会分崩离析的。其次，军队问题很严重，军队懈怠，士兵不肯尽力，将领们贪生怕死、贪污受贿，这样下去军队只会变得不堪一击。最后，就是教育，这些八股文教的是什么东西啊，一点用都没有，之乎者也看得人头晕。这些都得改，当然赫德也考虑到别人骂自己“包藏祸心”，并不敢真正触及科举制度，只是说在科举之外也要提倡西式教育，学以致用。说到政治改革，他也没说向西方那样搞个国会，而是一步步来。
其实，这个赫德也是个挺实在的人，他对大清好是真的。为什么对大清好呢？因为恭亲王、文祥等人非常器重他，洋人也知道知遇之恩。
列强说白了是一群狼
以前清朝统治者对洋人是拒之千里之外，现在给人打几次打怕了，也只好采取合作的姿态了。
四个国家中，以美国最为友好，毕竟人家是反抗强权建国的，建国后又重视民权，有较强的契约意识和平等意识。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对美国驻中国公使蒲安臣说：“在中国，一切重大的问题要协商合作；在维护我们条约权利所必需的范围内保卫条约口岸……支持中国在维持秩序方面的努力；在条约口岸内，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式干涉中国政府对于它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
美国的“合作政策”一提出来就得到了其他列强的热烈响应，毫无疑问，这种政策能够让他们获得更多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洋务运动也是在列强的督促下实施的，列强当然不是希望中国强大，而是希望接受他们的思想，从而能够在中国更自由地通商。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的确是一种双赢的机制。中国落后，洋人也没多少好处，中国经济发展，洋人就可以把更多的产品卖到中国。
蒲安臣是美国公使，负责执行西华德的政策，由于蒲安臣推行一些“平等”“自由”的理念，赢得了恭亲王奕䜣的好感，奕䜣对他给予了高度的信任。同治六年（1867年），蒲安臣要回国，清廷竟任命他为“一统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这等于是把清政府的外交事务交付给一个美国人，由此可见蒲安臣和奕䜣之间的关系。
蒲安臣回国后，以清廷的外交代理人身份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这个条约虽然是以平等的语气签订了，但是不是平等还得看内容。在条约中，提到了两国友好，可以自由平等地来往。这话非常好听，其实了解美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在这段时间，美国正处于经济大开发阶段，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蒲安臣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了从中国引进大量的劳动力。
到光绪继位，中国已经有二十多万劳动力前往美国了，他们主要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譬如修铁路，挖煤矿、金矿等等。事实证明，美国的“合作外交”带有一定程度的欺骗性质，这些华工到了美国后，生命和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许多人猝死在工作岗位，最令人气愤的是许多白人迫害华人，无辜被杀的华人不在少数。
我们再来看看教案问题，教案问题是晚清一个很大的问题，许多外交危机都是由教案引起的。传教士与官方的冲突倒不是很明显，教案冲突主要还是一种文化冲突，中国的许多老百姓接受不了这些洋人的上帝。再加上中国与列强的战争中，中国一再战败，这无疑在老百姓心里对洋人留下了恐怖的印象。
百姓中盛传教堂中的神父都是一些魔鬼，他们经常会偷偷抓走小孩，把小孩的眼睛和心脏挖出来，然后泡在化学液体中，用作实验。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中，民教冲突也毫不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