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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雍正腾出手来对付允祀。阿齐那、塞思黑案件不断升级，苏努一家也受到牵连，苏努已死，便挫骨扬灰。五年正月初八，有人呈报《关于处死信奉伪教教徒之事宜》，详细说明了苏努儿子加入天主教的情况，说苏努的儿子们扬言宁愿被正法，都不愿弃教。这分明是为了激怒雍正的仇恨，让他对天主教更加憎恶。雍正公开宣称苏努的儿子们愚昧不法、背弃祖宗和朝廷。大臣们建议雍正处死他们，但雍正还是想给他们一次机会，派诚亲王允祉去说服他们放弃天主教。结果他们说：“既愿意为皇上效力，又不愿放弃信仰。”
根据刑部的意见，应该把苏努子孙三十九人全部斩首，雍正没有同意，只是赐死苏尔金和乌尔陈等人，其余人改为长期徒刑。当时的传教士添油加醋，宣传说这是一起迫害信奉天主教亲王的事件，洋人是没法理解中国政治的，雍正整苏努一家的根本原因还是他们以前支持允祀，信仰天主教只不过是火上浇油而已。
在雍正眼里，一般人信仰天主教还可以理解，皇室宗亲信奉天主教就是大逆不道，理由很简单，皇权受命于天，你相信上帝，置天与皇权于何地？
雍正最开始对天主教并没有过分的反感，但是不断发生一些事情引爆了他的愤怒。
在康熙六十年，康熙让葡萄牙传教士张安多带着自己的书信去意大利见罗马教皇。张安多还没回来，康熙就已经去世了。迎接张安多的是雍正，张安多不仅带回了罗马教皇的两个使者，还带来了葡萄牙大使麦德乐。引爆雍正愤怒的就是这个麦德乐。
张安多和教皇的两个使者先到北京，其时，麦德乐还在广州等候圣旨。教皇在信中向康熙表示感谢，祝贺雍正登基，同时感谢雍正释放传教士德里格，希望雍正慈悲，继续释放毕天祥和计有纲。教皇的要求非常多，还希望雍正多多照顾在华的西方传教士，甚至要求雍正允许他们传教。
雍正回了一封非常古奥的信，教皇及其翻译能不能看得懂是个非常大的问题，不过信的意思极为简单：“朕对传教士一视同仁，只要他们不犯法，朕绝不会为难他们的。”
雍正五年一月二十六日，突然颁下一道让所有传教士意外的圣旨，他召见为清廷服务的二十名传教士，不是找他们训话，而是宴会招待他们。所有受召见的传教士都觉得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破天荒的荣誉。召见的过程中，雍正跟这些传教士们亲切地交谈，雍正问他们瑞典跟俄罗斯打得怎么样了，天主教跟东正教有什么区别等等，雍正还告诉传教士，很多人说他们不孝敬父母。传教士对这些都作出了解释。
宴席上，雍正说不久就会召见麦德乐，所有参加会见的传教士都能得到礼物。这些传教士们感到雍正的态度似乎有所好转，大家都感到很高兴。
四月份，麦德乐来到北京后，先见了北京的传教士，传教士们介绍了雍正的政策，并说雍正已基本解决了教皇信中提到的问题。麦德乐深受鼓舞，以为这个皇帝好说话，打算在受召见时提出两个要求：一、要求雍正归还各省的天主教堂；二、要求允许天主教在中国自由传教。很多在中国待了许多年的传教士劝他不要这么做，一方面这跟清廷的政策背道而驰，另一方面由他提出也不合适。
麦德乐不听劝告，雍正召见他那天，他果然提出了这两个要求。本来大家都很高兴，他这一说，雍正脸色马上转阴，当场作出了否定性的回答。
当天雍正就发表讲话：“中国有中国的教，西洋有西洋的教，西洋的教没有必要在中国流传，就好像中国的教没有必要在西洋流传一样……”
传教士们听到雍正的讲话后，纷纷指责麦德乐，法国传教士宋君荣对此作了记载：“这就是麦德乐先生不听从我们劝告的结果，他的贸然行动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之后，麦德乐先生非常后悔，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如何跟皇帝打交道了。”
不久，麦德乐就坐船回欧洲了。但是他却让在华的传教士们日子更难过了，六月初一，雍正召集了在京的所有传教士，并对他们发表了一通讲话，法国传教士宋君荣记录了这次讲话，内容摘录如下：朕允许你们留在京城和广州，允许你们在京城和广州之间往返，允许你们和欧洲通信，你们还不知足吗？难道你们不知道很多人控告你们吗？朕知道你们人不坏，如果你们碰到一个比朕修养差的君主，恐怕早就赶你们出境了。麦德乐居然让朕给你们发执照，以便让朕知道你们中哪些人是好人（合法的），哪些人是坏人（非法的），朕不想这么做，因为朕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不管怎么说，朕不需要传教士，如果朕派和尚到你们欧洲去，你们的国王也不会允许的。
汉明帝任用印度僧人，唐太宗器重西藏喇嘛，这两个人都受到了世人的憎恨。皇考让你们在各省创建教堂，也有损声誉。朕曾竭力反对皇考这么做。朕怎么能允许有损先皇声誉的教堂存在？朕怎么能帮助你们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的教义？喇嘛教最接近你们的教，而儒家跟你们的教相去最远。你们错了，你们不过二十来人，却企图攻击其他一切教义。要知道你们自认为好的品质，在中国人身上也有，中国各种教派身上荒唐的东西你们也有。你们称天为天主，其实是一码事。和我们一样，你们有十诫，这是好的，可是你们却有一个成为人的神，还有什么永恒的受难和幸福——还有比这种神话更荒唐的吗？
……
难道我们满洲人祭祀用的竿子不是跟你们的十字架一样荒唐吗？在儒生、喇嘛、和尚当中，只有极少数人才能理解他们的教义，你们也是这样的。大多数欧洲人夸夸其谈什么天主啊、天堂啊、地狱啊，其实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有谁真的见过他说的那些东西？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不过是欺骗小民的？以后你们要经常来朕这里，朕得好好开导你们。
雍正对于宗教的认识，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深刻的，在讲话中，他阐明了对天主教的态度。禁止但不敌视，能够理解但对中国毫无用处，不过一种宗教一旦生根，就很难禁掉了。十年，在广州发现十五所秘密的天主教堂，传教士中中国人比西洋人还多，教徒有一万两千多人。
恰克图条约
中俄自从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两国渡过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俄两国没有矛盾和冲突，军事上的冲突没有，但是在边界问题和通商问题上有许多不同意见。
在彼得大帝时期，沙俄实行扩张政策，屡次对外征战，军费高昂导致国库空虚。所以，沙俄急需和中国通商来赚钱。在康熙三十七年到康熙五十六年间，俄国官方和中国进行了十次贸易，每次俄国商队都超过了规定的二百人，有时甚至达到八百人。然而，沙俄就像一条贪婪的鲨鱼，一方面和中国通商，另一方面还寻思着蚕食中国土地，尤其对喀尔喀蒙古地区蚕食得特别严重。
除此之外，沙俄还经常引诱中国边民，教唆他们叛逃。沙俄种种不法的行为激起了康熙的愤怒，五十七年，康熙禁止俄国商队入境。
俄国是典型的欺软怕硬型国家，康熙一强硬，他们就软化。康熙五十八年，俄国派遣特使伊兹马伊洛夫出使中国，缓和中俄矛盾。伊兹马伊洛夫说好话后，康熙同意了俄国的通商请求。可惜，后来的事实证明，沙俄说好话不做好事。
康熙六十一年，得知俄国和准噶尔互通信使，立即召见俄国的驻京大使郎克，指责俄国政府违约。郎克狡猾地说，自己只是商业代表，这个问题不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郎克的话表面上是有道理的，当时他在北京的任务就是负责商业方面的事情。康熙很生气，立刻把郎克撵出中国，随后将俄国的商队全部扫地出门。可以说，中俄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俄国单方面的破坏。
雍正继位之后，继承了康熙的对俄政策，拒绝让俄国商队进入中国。这下，俄国政府没辙了，只能降低姿态跟雍正和好。雍正三年，沙俄派萨瓦伯爵率领代表团来华与清政府谈判。萨瓦临行前，俄国外交部授予他四十五条训令，商业部交给他二十条训令，另外，沙皇还给了他一些“锦囊”。
这些东西说白了就是他此行必须完成的任务，主要有：一、和中国缔结商业往来的条约，如果不能扩大商贸的话，至少要恢复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