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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还对那些逗留海外没有回国的人作出了类似赌气的规定：不准回国。本来，清政府的政策是允许海归的，但是几年以来，雍正发现坐商船回来的游子甚少。雍正感觉这些人不给自己面子，认为这些人都是不安本分的人，如果给他们自由，听任他们来去自由，这些人就更加没有顾忌，反正随时都可以回去，干脆在国外多待一段时间吧！所以，雍正限定了一个期限，逾期不回的人不准回国。
雍正还解释说自己的目的并不是逼这些人早点回来，就算他们全都回来，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这些人在国外待那么久，想必是人伦丧尽，没有故国之情，这样的人回国之后，肯定有一大批奸淫邪恶之徒。雍正的这种看法当然毫无道理，无非是一种天朝上国皇帝的思维方式，他总觉得自己是天朝上国，自己统治下的百姓很幸福，大家都愿意在这里生活，如果逗留海外不归，是这些人出了问题，而从来没有想过是不是自己的政策出了问题，是不是统治过于专制。
控制别人、限制别人是雍正对人的一大特色，开放一个小小的海禁，居然有如此之多的限制。但不管怎么说，开放了毕竟是比老爹康熙更进步了，这也确实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措施。
从雍正五年到六年，从厦门出口的福建商船有二十一艘，七月以前返回了十二艘，带回大米一万一千多石，还有燕窝、海参、苏木、牛皮等货物，带回流落南洋的居民三十多人，有的人在海外生活了十七八年。这些人回来后，雍正一方面安排他们回原籍，另一方面让地方官严密查访，看这些人是不是国际间谍。
东南亚诸国来朝
越南是明朝时中国的附属国，两国的关系很友好。清朝建国后，越南依旧对中国称臣，每三年进贡一次。在雍正朝，中国与越南的关系非常好，不仅官方交往密切，民间也常有商业往来。
当然，越南也是许多反清人士的避难所。清初，这样的人特别多，后来，又有许多广西、云南的人移居到越南。雍正曾经对此愤愤不平地发表评论：“这些无知愚民，抛家弃业，居然跑到交趾去开矿。”雍正是没有商业头脑的，在他看来，离开天朝，跑到弹丸小国去创业简直就是不懂沐浴浩荡的皇恩。
这些到越南创业的华人把母国的文化也带到这里，对越南的经济和文化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尽管是附属国，而且也很友好，但毕竟两国接壤，难免会有一些纠纷，这些纠纷主要发生在边界上。在明朝的时候，两国就发生过边界纠纷。明朝时，中越两国以云南省开化府南240里的赌咒河为界。不过，明朝官员粗枝大叶，以为铅厂山下的一条小溪就是赌咒河，致使中国失去120里的土地。到了康熙二十二年时，铅厂山下小溪以内的几个村寨又被越南人占领了，最后以马伯讯为界，又失去了40里。
到了雍正朝，云南总督高其倬上奏：“按旧的边界来算，应该把二百四十里之境全部收回，交趾有都龙和南丹两个厂，都在原来属于我们的边境里，安南国王把这两个厂看成是很大的利润生产地。如果我们要回来的话如同抢他的宝贝，他肯定不肯。请圣上定夺。”
雍正显得非常大方，说：“朕素有怀远之心，与邻国纠缠边疆问题时，只要不是太大的地方，何不成人之美呢？在威与德之间，朕认为德更重要。都龙和南丹这些地方，在明朝时就为安南所有，我们就不收回了，还是以小溪为界吧！”
雍正四年八月，两国将国界定于铅厂山。没想到安南国王还不满意，继续骚扰雍正，雍正不堪其烦，将这个问题交给鄂尔泰。鄂尔泰接手之后又划给越南80里，安南国王听了非常高兴，上疏表示感激。雍正心想，原来是个知好歹的啊，就又赏赐给他40里地。等于在雍正手中，给了越南120里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要皇帝高兴，他可以随便把领土给别人。在皇帝眼里，领土是自己的，并不是国家的，更不是百姓的。
中国和泰国之间的关系则相对简单。从古至今，中泰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友好。清朝创建后，顺治九年，泰国国王第一次派人到中国来朝贡。后来，康熙规定泰国每三年朝贡一次。康熙六十一年，清政府让泰国在进贡的时候，运三十万石的米，分别送到福建、广东、宁波三处售卖，而且康熙给他们免税，但是如果超过了规定的数目则要征税。
雍正年间，泰国大米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这让雍正很高兴。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的哥哥、广东巡抚年希尧上奏罗列了泰国进献的贡物。雍正听了龙心大悦，赞扬泰国：“暹罗（泰国古称）不辞艰险给我们送来谷种、果树、洋鹿、猎犬等物品，确实恭顺有加，他们的货物就一概免税吧，作为对他们输诚向化之心的奖励吧！”
泰国给中国的贡物，除了大米外，主要是沉香、苏木、犀角、翠竹等物品，从中国购买的物品主要是丝绸和瓷器。雍正后来下令，永远免除泰国物品的税收，对于向自己臣服的人，雍正表现出非常大度的一面。泰国的使者秉承国王的意思，提出要买东京弓（满人用的弓）和中国铜钱，礼部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禁品，无法出卖。但雍正听了后，显得非常豪爽，不仅同意，而且无偿地送给泰国。在雍正看来，这不是贸易，而是宣扬国威。
总的来说，雍正朝，中泰之间的关系非常和谐。
像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在雍正时期跟中国的关系怎么样呢？
应该说，自古中国跟这些国家的关系就比较友好。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清朝创建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航路开辟后，西方殖民者到海外四处觅食。1511年，葡萄牙占领了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州，1571年西班牙舰队占领了菲律宾的马尼拉，1619年荷兰军队占领了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
到了雍正年间，这些国家已经有了悠久的被殖民的历史，基本上断绝了跟中国的交往。在这期间，只有菲律宾南部的一个岛国苏禄国跟中国保持着交往，这个岛国在1915年被并入菲律宾。早在明朝万历时，西班牙舰队就攻打苏禄国，但由于苏禄人占据着地利，还有他们誓死保卫领土的决心，西班牙人最终败兴而归。
雍正四年，苏禄国王毋母汉未母拉律林派遣使者带着贡物到了福建，福建官员奏报后，雍正十分高兴，说：“苏禄国远在海外，越洋而来，从来没有让他们进贡，他们居然主动输诚向化，应该表扬。他们来京的路上，沿途官员要好生招待，一切待遇从厚。”
苏禄使者到京后，雍正热情地招待他们，并确定了苏禄国五年朝贡一次。雍正十一年，苏禄国国王奉表谢恩，并请求雍正帮他一个忙，国王的祖先东王于永乐年间朝贡时病逝于山东德州，东王的两个儿子在中国守墓，国王请求雍正翻修东王的坟墓，并照顾东王两个儿子的后代。
雍正一口应承，让人把东王的墓道、享亭、牌坊等翻修，并在东王的两个儿子安都禄（后代改姓安）和温哈喇（后代改姓温）的后代中各挑选一人，授予官职和俸禄。
雍正年间，中国和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些殖民国家交往断绝，但是民间的交往却非常频繁。雍正年间，印尼雅加达的华人超过一万，待在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华人超过两万，而菲律宾的华人近四万。
雍正开放海禁后，许多商人来到这些国家，与他们进行贸易，有的人甚至定居在那里。
严格限制外商
在雍正朝，外商想要来中国贸易，必须停靠在广州港口。
雍正三年，到广州的外国商船有十艘，其中英国船只有六艘，法国船只一艘，其余是南洋一些小国的船只。这些洋船带来的商品并不多，主要是一些黑铅、哔叽、胡椒、檀香、苏木等物品。当时的署理广东巡抚常贲说：“没多少货物，大半都是一些外国的银钱。”
来到广州的外国船，根据清政府的规定，一律停靠在黄埔港口。之后是严格的管理，船上的炮位由中国官员卸下来，暂且保存，离开时再发还。水手等人都要在船上等候，不得上岸，然后由海关进行征税和查货。中国与外贸无关的官员，一律不得进入外商船只。到了十一月、十二月，外商船只就必须离开。
与外商谈生意的官员又叫洋商或者官商，当时外号是“十三行”。雍正三年，广东巡抚杨文干在行商中设立行头，专门让其中的六家商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