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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一般的皇帝，可能就答应了，不就一个名号吗？但康熙很严肃，他对臣子们说：“这个道士不是个好东西，妄求朕给他赐号，然后愚弄老百姓。”
康熙拒绝了那个道人，随后便下谕：“朕亲政以来，像这种请求给道观寺庙赐号的行为，一概不准。历史上喜好佛教和道教的皇帝，没几个得到好处，反而会受损。梁武帝嗜好佛教，不住在宫里，反而住在寺庙里，结果怎么样呢？竟然饿死在台城。宋徽宗喜好道术，结果呢？父子都成了金人的俘虏。这就是古人的教训啊！真正的道士应该清静无为，修养身心，干嘛要请朕赐号呢？有名无实算什么真道士？像这种贪婪的道士本来应该给他个教训，现在谅他初犯，朕就不跟他计较。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绝不饶恕。”
从这些正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康熙这个人是不信怪力乱神的。让我们还是揭开历史的帷幕，看看康熙另一面吧。
根据清宫档案，康熙甚至让手下秘密招募术士。事情经过大概是这样的：在康熙晚年，策妄阿拉布坦发兵入藏，康熙派遣部队镇压，结果远征军全军覆没，天下震惊。清廷从此把入藏看成是危险之旅，康熙为了振作士气，让人寻访一些会“法术”的道士在军中。有一个叫李庆安的道士到了前线，施展了一些法术，奇怪的是，还真的挺灵验，连前线的将军也上奏说这个人确实有真本领会法术。
李庆安也是一个非常狂的道士，他曾经对康熙夸下海口：“不用大军，只要给我几百人，让我训练，我亲自率领，就可以剿灭策妄阿拉布坦。”
对于这些东西，康熙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甚至让前线将军严守机密，千万不可泄露。
康熙对李道士非常器重，授予他密奏的特权，还专门给他一个特殊的奏匣，看到这种匣子就知道是李道士的密奏了。
除了行军用术士，在养生这块，康熙也秘密招揽了一些江湖术士，修习气功养生之道。康熙曾经收到一封密折，密折中提到民间有一个王真人，这个人静养的功夫出神入化。康熙很好奇，让人去请这个人。
密使回报说：“王真人练的是先天贯通三教的套路，没有勉强造作的劳苦，纯粹以自然无为存神顺化为根本，似乎是一个真正的真人。但他说口诀不能轻易传，需要皇上下圣旨，才能传。王真人说，有慧根的人很快就入道，资质中等的需要十来天，资质下等的也只要个把来月。我们细查他的言行，考察他的举止，确信这个人有真功夫。只不过因人资质不同，需要试了才知道。”
康熙批道：“知道了。王真人的真传，朕会留心的，但有些犹豫。朕政务繁多，担心入道之后，误了正事，你们找两个人先试试，看看情况如何。”
后来，两个太监练这个功夫，感觉效果还不错，刚开始时眼前一片空明境界，过了一段时间觉得有大片黑色和黄色的气体在交战，此时腹中有暖气升起，然后纯黄色的暖气竟然源源不断；几个时辰后，身心仿佛进入了晦冥状态，似睡非睡，但又明朗如初，这就是道教中的杳冥境界。
我们不知道康熙有没有练这套功法，但是很显然，康熙并不像外界所认为的那样，对道佛之事完全不感冒。
“大内密探”江南织造
要想了解这些“大内密探”，我们先讲一个发生在康熙三十七年的故事。
这事发生在苏州，一个身份卑微的家仆孙云带着一帮地痞流氓，闯进苏州一个绅士的家里闹事，后来又在街上众目睽睽之下殴打该绅士。这个绅士叫陆经远，是一个有来头的人。他本人是康熙二十一年的进士，当过知县、御史、国子监丞、通政使等官职，虽然说不上是什么高官，但起码是朝廷的正式官员。而且此人的舅舅是当朝大学士徐元文。
肇事者不过是一个家仆，居然敢打这么有来头的人。这让人好奇，更让人好奇的是案发后，地方政府居然没有立案，而是互相推诿，观望四方。
可见这个家仆的背景也不小。后来，苏州织造出面，羁押了肇事者和地痞，官府才敢立案。
案件一审，才发现那个家仆是苏州织造府内司库的一个家奴，他的主人是李永寿，李永寿是苏州织造大人李煦的亲戚。
家奴最后被治罪，不过李永寿一点事都没有。
李煦给康熙上了一道奏章，说：“李永寿系包衣下人，不思安静谨慎，仰报皇上洪恩，辄混买无赖之徒，平日不能教训，临事不能约束，以致殴官抄抢……”
我们注意到，在李煦的奏章里出现了“包衣”这个词语，其实，这正是地方官府不敢给李永寿治罪的真正原因。
什么是包衣呢？说白了，就是满人的奴隶。
有人更奇怪了，奴隶不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吗？身份不是更低微吗？如果这么想就错了。早期包衣的身份确实很低，他们大多是战争中被俘的人，当然也有少数因为赤贫而自愿为奴的人。奴隶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一天为奴，终身为奴，而且子孙后代世世代代为奴——我们同情还来不及，怎么他们会享有那么多特权？这恰好说明了理论和现实是两码事。
在1620年左右，满人将包衣纳入旗下，并设置了军制，包衣直接受皇帝或亲王控制。包衣的后代因此成为皇帝家奴，这就是曹寅和李煦家世的渊源，曾经烜赫一时的荣国府说白了以前不过是家奴。
曹家祖先是在1621年沈阳沦陷时沦为包衣，李家的祖先要晚二十多年，后来这两家都归属于正白旗，成为内务府包衣。
祸福相依。本来做奴隶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戏剧化的事情出现了，由于这些家奴跟皇室的关系特别近，久而久之，他们的地位比八旗中的自由人还高。他们长年待在皇帝身边，很容易被皇帝视为亲信。皇权是一项孤独的事业，历代皇帝都相信跟自己关系近的人。
包衣一般没有官职，但这不是绝对的，如果他们的后代中表现出过人的能力，升官的机会比那些读书人还多。包衣一旦做官，他们就有了双重身份，一个身份是朝廷的官员，另一个身份是皇帝的间谍和密探。
曹玺的老婆曾经是康熙的乳母，康熙是个很注重孝道的人，对曹玺一家十分照顾。曹玺去世时，康熙亲自登门慰问，康熙几次南巡都在曹家落脚，俨然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李家比曹家地位更高，李煦的母亲曾经是康熙的保姆，李煦的表妹入宫做了康熙的嫔。
在康熙朝，曹李两家享尽荣华富贵，这固然跟他们与皇帝的关系密切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他们担负起了一项重要的职能，为皇帝搜集情报。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急匆匆地给康熙发了一道奏折，奏折中说他的家仆王可成不幸在路上将奏折遗失，希望皇帝恕罪。康熙朱批：“你所奏的是密折，跟地方官不是同一类型。朕赦免你和你的家人。这种事别让外人知道。”
由此披露出了康熙朝重要的制度——密折制度，康熙没有创建起像明朝锦衣卫、东厂那样的特务组织，但皇帝又不能缺乏一个情报组织，密折制度应需而生。
康熙对密折制度做出了一些规定，为防止这种制度蜕变成特务组织，他规定密折内容仅限于雨雪粮价、吏治、盗贼、社会流言。
密折中最重要的还是地方上的状况，由于这些案件往往跟地方官的利益有瓜葛，地方官往往不会如实奏报。这种情况下，康熙就需要自己的亲信给自己传来第一手的信息。
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江南科场案，曹寅先后给康熙发了六道密折，而李煦送上去的奏折更多，有十四份。没有这些奏折，康熙很难了解地方上的真实情况。密折制度对康熙朝的治国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密折制度虽然保密，但久而久之也会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这样一来，六品织造的权力比封疆大吏还大。地方大员自然会向织造们靠拢，这样一来，特权看上去风光，却隐藏着致命的危险。织造们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在写密折的时候也是非常小心的。比如，有一次李煦给康熙写了一份请安的折子，顺带报告了江南提督张云翼病故的消息。康熙大怒，朱批道：“请安的折子不该与这种事混在一起写，甚为不敬。你以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