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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取得了这次胜利，非常得意，他们继续向东进军，打算和清廷争夺巴塘、里塘等地，甚至企图进犯青海、云南。
清军失败的消息传到朝廷后，大家熟悉的场面又出现了，王公大臣们纷纷说西藏偏远，地形险恶，不宜出兵；康熙却力排众议，认为如果不出兵西藏，边境将不堪设想，所以必须出兵。当然，在出兵之前，康熙要总结上次失败的原因，在康熙看来，失败的原因就是不够重视，准备不足，派出的兵力不够多。
这次，康熙任命皇十四子固山贝子胤祯为抚远大将军，统领三路大军开赴前线，号称三十六万大军，实际数目可能也就五六万人。
为了孤立准噶尔，康熙还进行了政治工作，争取青海蒙古王公的支持。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十月，康熙提拔四川巡抚年羹尧为四川总督，康熙的目的是让年羹尧开辟由四川进军西藏的路线，能够保证各路兵马随时开入西藏，让西藏断掉天高皇帝远的念头。年羹尧上任之后，不负所望，在成都驻兵，并设立驿站。康熙还让大臣带领满洲兵一千人、蒙古兵一千人、吐蕃兵两千人、绿营步骑兵各一千人，护送新达赖入西藏，所有这些事情都由年羹尧总理。
虽然康熙很积极地备战，务求胜利，但是大臣们还是很担心，实际情况正如康熙所料，清军所向披靡。准噶尔军队根本就没有做出有效的抵抗，其时，藏人早就对准噶尔部不满，准噶尔军队在西藏的残暴行径引起了藏人的不满。清军进入拉萨后，藏人普遍表示欢迎。
清军进入拉萨这天是九月十五日，拉萨上空晴朗无云，满汉大臣、蒙古各部落的首领、西藏的喇嘛贵族纷纷欢迎清军，然后在布达拉宫为格桑嘉措举行隆重的坐床典礼。
根据《清圣祖实录》的记载：“喇嘛人等感激圣主再造弘恩，罔不踊跃欢欣，男女老幼襁负来迎。见我大兵，群拥环绕，鼓奏各种乐器……”
清军护送达赖入藏，由此赢得了藏族人民的欢迎，充分体现了康熙处理民族问题的高明手段。
接下来，康熙要做的是重建西藏的行政机构。
康熙让清军统帅延信将军先成立临时的军政府，军政府的主要责任是清除准噶尔分裂势力的余孽，并打击准噶尔的支持者。对于那些违法作乱的喇嘛也丝毫不留情面，该杀的杀，该囚禁的囚禁。
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终于完成了西藏政府的改组工作。康熙废黜了西藏地方政府中的第巴一职，改设多名噶伦共同负责行政工作，这是康熙为了促进西藏稳定而实行的分权制度。刚开始的时候封了三名噶伦，这三名噶伦都是当地人，但是都非常忠于清廷。康熙既采用了藏人治藏的方法，又直接控制了西藏的地方政府，一举两得。
在蒙古王、众贝勒、台吉和酋长们的请求下，康熙允许他们在拉萨为自己创建丰碑，永垂不朽。随后，清军在拉萨留下三千人的驻藏军队，为了保持对西藏的有效控制，清政府还在西藏周边驻留军队。西藏如果出现动乱，这些军队会第一时间赶到，这无疑维护了西藏的稳定。
由于康熙的雄才大略，结束了蒙古部落对西藏的控制权，西藏再次进入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第七章 康熙的治国之道
始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这是康熙治国的最大特点。他治国并没有什么新奇的花招，只是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真真切切地关心人民的利益，仅此而已。
重视民生，反对拆迁，鼓励垦荒
我们知道，康熙并不是开国之君，但是他却做了很多开国皇帝必须做的事情，所以历史对他的评价很高，既是守成之君，又是开疆拓土的大帝。
康熙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个皇帝，这个算法是依照清军入主中原来算的，在康熙前面有四个对清朝起着重大作用的领袖，分别是的他的曾祖父努尔哈赤、祖父皇太极、叔祖父多尔衮和父亲顺治。
顺治在位十八年，清朝并没有对全国实行有效的统治，民族矛盾依然十分尖锐。康熙登基以后，仍然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譬如战火不绝、割据政权独霸一方、经济萧条、财政匮乏等等。
清军入主中原后，在京畿大肆圈地，霸占了以前汉人的土地，由此引起许多强烈的反抗。清军对汉族地主和农民的反抗采取了极端的军事措施，烧杀抢掠，手段非常残忍。这段时期是多尔衮执政，随后多尔衮又推行了“逃人法”，这项法令在皇太极时基本废去，多尔衮重新启用，对汉民族采取了高压政策。
清初的暴政对国计民生带来了重大的危害，顺治亲政后，进行了一些改革，废除了多尔衮的许多弊政，为后来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康熙始终将民生放在执政的首要地位，只有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社会才可能和谐，政权才能稳固。当然，康熙并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他用实际行动解决了民生问题。
康熙实施了以下措施：
一、将荒熟土地分给臣民。康熙八年（1669年），将十七万顷的明朝藩王荒熟土地交给百姓，让他们开垦种植。所谓荒熟土地，既有荒地，也有直接可以种植的熟地。十二年（1673年），他又责令各省开垦荒地，为了鼓励开荒，他免费给开垦者种子、口粮和工具。康熙将这些土地命名为更名田，这种田租赋相对要高一些，但由于主动权完全掌握在经营者手上，所以老百姓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
二、保护土地产权，释放奴仆为民。康熙八年，康熙对户部官员说：“这些年，一直将民间的土地圈给八旗，以致老百姓流离失所，无以为生，让朕很同情。以后圈占民房的行为应当永远禁止，今年圈占的土地，全部返回民间，并将古北口一带的空地拨给农民耕种。”康熙十八年（1679年），又将奉川、锦州的荒地给百姓开垦。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对大学士说：“田地是老百姓的恒产，已经给他们的不能再收回，大臣们如果有超出规定数量的土地，必须申报户部，有用时再拨给百姓，老百姓的土地不要轻易去动。”对于妄行圈地的人，康熙选择从重治罪。康熙的这些措施充分体现了对民生的关注，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心系天下的明君的胸怀。
康熙甚至认为即使是军国大事，都不能触犯平民百姓的土地，这种理念出现在三百年前确实让人佩服，现在的许多官僚完全不可望其项背。康熙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对于治国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执政者最重要的是让人民富足，让人民富足的办法是教会他们生财之道，让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发财致富，藏富于民是立国的根本，想起现在的与民争富让人感慨。
此外，康熙还制定了一项政策，禁止汉民投充到满人家里为奴，让百姓自力更生，发展农业。
三、鼓励军垦。在顺治年间，就有人提出了要军垦，不过当时只是提提，没法实施。康熙年间，这道政策才得到实施。最早，军垦是针对投诚兵制定出来的政策，投诚兵以前是跟清军打仗的兵，这些兵的待遇和福利都要差很多，而且他们都拖家带口，如果不实行垦荒的话，会带来很多麻烦。军垦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食问题，还为国家增加了课税。
在赋税方面，康熙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不过，在康熙初年，轻徭薄赋的政策无法实现，由于连年的战争，在初期这个政策无法实现，但是康熙却反对有官员借口国家战争，从苛捐杂税中谋取私利，勒索百姓。对此，康熙严令禁止，他提出：“让百姓休养生息是最重要的事情，执政者一定要清楚，什么是利政，什么是弊政。对国家好对百姓好的事情要做，对国家坏对百姓不利的事情不要做。”
平定三藩后，康熙就着手实施轻徭薄赋的政策，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地主阶级和小民一律按同等标准交税，并降低赋税。康熙五十年，在赋税方面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改革，赋税不再按照人口来收，人丁增加税不加，只按照田地的多少收税。
康熙所做的还远不止这些，他还严禁官吏扰民，禁止官吏私自征派各种赋税，一再告诫地方官：“累民之事，即使只是丝毫也不能做。”
康熙以身作则，每次外出巡行，力求避免扰民，跟他的孙子乾隆完全不一样。乾隆一出门，劳民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