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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主力东向，会合公子所部，一并往攻陶士行，期以一鼓破之。”
王敦还在犹豫：“我在武昌，控扼中游，尚须防备华人攻荆襄，岂可擅离啊？”
钱凤回答道：“若华人攻荆襄，而明公往救，终究是逆水行舟，军迟且钝。且即便击退华人，而建康已下，又当如何处？不如先破陶侃，即可使公子率军前往建康，遏阻华寇南渡，明公再将主力西援——荆襄之得失，非此战之关键也。”
钱凤虽然也料想不到，王含竟然那么废物，而荆襄一月即平，但考虑总体战局，华人分兵数路，大举来侵，你想要在各个方向上全都封堵住终究是不现实的。只要水师主力尚在，荆襄就算丢了，也有望再拿回来；但若建康失守，那便大势去矣。
王敦思忖过后，最终认可了钱凤所言，当即留一部步军守备武昌，自将全部舟船，浩荡东下，旋于柴桑会合了王应所部，帆樯遮天蔽日，直往芜湖方面航去，以期与沈充东西夹击，一鼓而击垮华朝的江上水师。
第六十四章 长江水战
钱凤对于战局的分析，确实是正确的，但对陶侃的策谋，他却毫无所查——这也正常，在情报并不完善的前提下，他若还能事事料敌先机，那简直都不是千古名将，而是妖人了，况乎钱士仪即便名将、名参谋也还算不上呢。
与钱凤考虑的正好相反，陶侃就担心柴桑水军先发来攻，而王敦迟一两日落于其后。因为他自知水面作战，己军要弱于晋军，则即便能够先摧破沈充、王应，歇不一二日便要以受损之船再迎战王敦，胜算实在渺茫啊。
这不比在陆地上，从武昌到芜湖，千里之遥，我先胜一场后有充足的时间休整——船行顺流而下，那可是快得很的。
因此陶侃事先便在从柴桑到芜湖之间的长江北岸，密布堡垒，以狼烟作为讯号，随时汇报敌军的动向。当听说先从武昌方面开来无数大船，复汇合了柴桑水军，一并东下后，陶士行不禁仰天而笑：“此天佑我华也！”
他这时候正在芜湖跟沈充对战，但是沈士居纯取守势，水陆相互策应，防御得极为严密——如其先前所言，要为王敦阻遏华舟十日，看起来是完全办得到的。只是陶士行也并没有全力攻打，他要等的正是武昌方面的晋军水师主力。
——若不先摧破武昌的舟船，即便我打垮了当面之敌，直取建康，又有什么用呢？王敦数日后便将浩荡来援，而我军才能渡过多少去？真当建康彻底不设防，轻松可下哪？邓岳可还守在石头城呢。
当即下令，燃烽，依计而行。
……
再说王敦会合了王应，有楼船二十余艘，蒙冲、斗舰数百，其余走舸、小艇千余之数，这甚至有可能在整个世界上，都属于排位前三的水面力量——若论江河之军，则必居首位。
但这并非空前——想当初东吴御晋之时，据说在长江上有大小舟船约五千艘，乃是自汉末荆、扬相争以来，将近一个世纪，陆陆续续积攒起来的。而等晋灭吴后，南北统一，不必要再在长江上维持那么强大的水面力量了，战船遂逐渐毁弃，要等王敦南渡后，才重新收拾、整顿，前后不过十来年，加上物资相对匮乏，乃不能恢复东吴极盛时之貌。
然而，以之对敌华人的巢湖水师，已是绰绰有余。
王敦原本对王应、沈充联手，且前后夹击，摧破巢湖水师，便有一定信心，但钱凤规劝他，且不说王应、沈充之能，未必是陶侃的对手，即便狮子搏兔，也当用尽全力啊。唯有合兵东向，才有必胜之算，否则万一前军遭受挫折，导致建康危殆，再懊悔就来不及了。
尤其是武昌的水师主力，东行则可左右战局，西进却作用不大。要知道荆州的膏腴之地，皆在江北，虽有汉水纵贯，终究浅窄，不便楼船驰骋。荆襄之地用兵，必须水陆相配合，而咱们虽在水面上占据绝对优势，陆军素质却远不及华人，难求必胜之策。还不如全师押上，先破陶侃，再挟胜利之势往救荆襄，才有希望收复失地，将华军逐退至荆州之外。
于是王敦即先以三艘楼船并排为先导，以小舟夹杂其间，作为警护，大军浩浩荡荡沿江而下。从柴桑到濡须口，千里之遥，无须停留宿营，数日便至，而芜湖方面燃起的狼烟也可以瞧得清清楚楚了。
狼烟所通报的讯息是：华人舟师主力已至，正与我军激战，我军尚且未露败相。
王敦的位置是在全军正中，端坐楼船之顶，闻报不禁笑道：“陶士行不过尔尔，竟连沈士居都不能遽破，况乎我百橹千帆，蔽日而下啊？”
钱凤在旁边提醒他：“明公慎勿轻敌，臣料陶士行为此不智之举，必有谋算——或将于濡须、春谷之间设伏，以待我来。”
王敦不以为意，仍然笑着说：“江面之上，一望无际，如何设伏啊？且众寡悬殊，即便他及时掉头，以全师来逆，吾亦不惧。”顿了一顿，又道：“陶士行虽为南人，其于江上操舟，或不甚熟，亦未可知。”
南人擅舟楫，但不是凡南人都能乘船乃至操舟的，况且指挥水军作战和个人水性之间，也无必然联系。王敦自居柴桑，后徙武昌，控扼长江中游以来，一直把水军牢牢地捏在自己手中，即便当年陶侃、周访西进以讨杜曾等流寇，他们也没有水上舰艇的直接指挥权。或许因为如此，陶侃才错估了自己的实力吧。
正在商议之际，忽然前面船只以旗帜传讯，说江面上有无数小舟划来，舟上人数不多，貌似盛满了柴草。
钱凤当即反应过来：“敌欲纵火！”
用火船来焚烧敌军舰艇，这也是水面作战的惯技了，武昌舟师自然不会毫无应对之策。王敦乃道：“士仪莫慌，前军必能拒之——且今我处上游，而敌在下游，纵火岂是容易之事啊？”
中国人用帆的历史，最晚不超过春秋战国时代，到了三国时期，因为南北分隔，水上作战的规模和频度都大大增强，乃使得船帆之用基本完善化。但不管怎么说，江上航行，水流是最主要的动力，其次才是风向，你自下游逆袭，哪怕船小行速，哪怕操帆再如何熟练，总比不上顺流而下的对手吧。
倘若易地而处，武昌军在下游，而华人从上流放下火船来，顺风顺水，恐怕不易防御，这从下流过来的火船，又能济得何事啊？
真若是顺水而下，火船中都不必要安排操帆手、划桨手和稳舵手，有一两个人准备着点火就足够了。但因为逆水而来，华船中上述人手无不齐备，一舟竟载六七人之多，能够堆积柴草等引火之物的数量，自然也就减少了——换言之，威力根本就不够瞧的。
晋军早有防备，当即便有水手登上船首，各执两丈长竹梢，以便抵拒火船。就理论上来说，完全可以硬顶着直至敌船自己烧沉，而不能损及己军分毫。再者说了，你船上那些，难道都是敢死队吗？一等火起，总会弃船投水的吧？到那时无人摇橹，即便固定了帆、舵，也不可能跟偌大的晋舟，以及大批晋军水手顶牛啊？
故而晋兵毫不慌乱，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果然对面的小舟距离己方约五六十步，晋船上弓箭已可射中华兵时，便即先是腾起浓烟，继而熊熊燃烧起来。随即“扑腾腾”的，华兵陆续纵入水中。
无人驾驭之下，风力终究抵不过水流，那些小船的速度立刻就慢了下来，且部分或者横向，或者干脆跟水里打起了转。就目前的状态看，反倒象是晋船主动向火焰靠拢过去一般。
将领扬起旗帜，水兵乃齐声呐喊，各自挺起长梢，奋力抵住敌船。敌船果不能动——啊不，应该说，是被晋舟顶着，徐徐倒退回去。
“呼”的一声，一只火船终于烧漏，缓缓沉入水中，火光渐熄，烟雾反倒更为浓重——船上晋兵莫不欢呼。随即又是第二条、第三条，火船陆续被毁，每次都会引发晋兵的喊叫声——虽在意料之中，对于提振士气，终究也是很有好处的嘛。
前船扬旗汇报，王敦本欲仰天大笑，笑陶侃无谋，或者力尽智拙，乃出此下策，但为了表示一切俱在掌握之中，更须显示大将风仪，最终还是硬生生憋住，只微微而笑罢了。钱凤提醒道：“烟焰障天，对面难见敌船，要防华人趁机来攻。”
王敦笑道：“士仪多虑了，此际风向，非直向我，则我船为烟雾所迷，华船又岂能外啊？”
钱凤回答道：“或许陶士行所谋，正是如此，要趁着烟雾遮蔽，弓箭难施之时，突入我阵，尝试肉搏。”
王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