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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随斜睨着他，心说：“老爷却不信，多半是攀附——蜀将有张飞、赵云、黄忠、魏延等，皇帝从前说古时，也从没提过有姓什么爨的……”
爨琛将华军接至滇池，王逊出城来迎，见了甄随，便即屈膝而拜。照道理来说，虽然甄随的品级要高过王逊，但还不到天差地远的地步，他就应该同样跪倒，对拜还礼才是；然而甄随却只是缓步上前，伸手去搀扶王邵伯而已。
宁州诸将吏见了，面上都隐现怒色。
第五十九章 有病
甄随不向王逊还礼，宁州诸将吏皆感不忿。
甄随倒也注意到众人的脸色不好看了，于是将王逊搀扶起来后，便即倒退一步，然后深深一揖，致歉道：“我非无礼，一则甲胄在身，二则近日染病，膝盖每日针扎一般疼痛，实在是拜不下去啊……不知城中可有良医，为我诊治哪？”
宁州虽然偏远，人口稀少，开发程度很低，但堂堂州治，合格的医生还是能够挑出几个来的。直到入城后遣医生看过了，众人这才相信——敢情甄将军是真有病啊，不是为其无礼举动而随便找的借口。
其实甄随离开成都前，陶侃就反复叮咛过，说王邵伯护守宁州，抵御巴氐已经十载，不管他是肯于从华还是仍旧心怀故晋，其志皆可嘉，其行皆可勉，你可千万不要仗着名高位尊，特意折辱于他啊。再者来说，倘若他抗拒王师还则罢了，若肯归从，我军终究远来，南中将吏必怀警惕之心，你若是行为无礼，若再逼反了彼辈，则于国家无功而有罪了。
终究宁州那么大，户口却不蕃，多山林瘴疠、蛮族夷部，人要是躲藏起来跟你打游击，不是三五年便可底定的——你也盼着参与攻伐江南之役不是吗？倘若陷身泥淖之中，恐怕就赶不上了。
正是因为有陶侃的叮嘱，最主要甄随不想在南中浪费太多时间，才肯咬牙忍住性子，和颜悦色地跟南中将吏解释：我是真有病啊。若其无病，必不至于连膝盖都不肯弯；正是因为有病，则我本无倨傲之意，却被你们误会，那多划不来啊——这必须得解释。
甄随这毛病，也就这俩月才得，不犯病的时候自可奔蹿如飞，但三不五时的却双膝剧痛，曲折为难，只好跟丧尸似的直着两条腿缓缓走道儿……医生看诊之后，就对他说：“将军双腿，想有旧伤，损及筋脉，但炎热多雨时，不时发作……”
甄随忙问：“可能治么？”
医生苦笑着摇摇头，说：“某可尝试施针用灸，减缓将军疼痛，然终不能断根……”顿了一顿，又安慰道：“若将军不向南来，而往北去，居于干燥寒冷之地，则此病未必还会发作。”
甄随不禁懊恼，心说想不到半辈子爬山，最终就折在这事儿上……原本我还以为将养将养，就能彻底好了呢。等定了宁州之后，我还要去打荆州、湘州，乃至江、扬的呀，全都是炎热潮湿的气候啊……这若是正在阵上，突然犯起病来可怎么好……
看起来，伐江南前，还得抽空回趟洛阳，去访求更靠谱的医生。原本打算天下大定后，就回老家过下半辈子，如今估计湘州是呆不住喽，甚至于长安、洛阳都不可居——难道老爷要在并州……甚至于其北部晋阳等地终老不成么？
……
巴蜀既定，那么伐江南也就必须提上议事日程来了。
某一日，裴该召来著作郎王羲之和秘书庾翼，问他们：“卿等可能为朕做书，劝告父兄，不如早早降顺，以免刀兵起时，生民涂炭啊？”
王羲之和庾翼都是去秋太学试时以外舍生身份合格入仕的——这种变相的科举制度，裴该都筹划了好几年了，却直到去岁才终于得以施行——只不过二人年纪都还轻，又没有什么实务经验，所通者唯有经史，所长者唯有书法，故此吏部在得到李矩的关照后，即命二子入秘书省。
秘书省旧掌国家图书，后与中书省同，亦典机要。华朝之秘书省，则除管理图书外，还负责为天子草拟和润色诏令，名义上不再掌机要，其实接近天子，对于国政仍然保有一定的影响力。
庾稚恭的策论四平八稳，吏部认为有培养从政的资格，乃进为秘书。至于王逸少，经史方面的成绩比庾翼要强，策论则完全不知所云，因此虽然同入秘书，却任职于著作局，为著作郎。
晋代的著作局很小，只任一名著作郎和八名佐著作郎；华朝的著作局，却在裴该的坚持下，规模扩大了好几倍，以著作监、丞为主副官，下设著作郎、校书郎等近三十人，主要任务除管理典籍外，还要他们重新梳理诸经、诸子，刊刻权威版本出来。
——学术可以讨论，教材则必须是官方的，并且只能有一套！
可是即便如此，著作局亦常感人手不足，希望吏部能够再拨良才。这是因为在原本历史上，五胡之乱绵延百余载，对于传统文化的破坏极其严重，无数典籍因此亡佚；在这条时间线上，裴该原本有机会拯救一批的，却被他作为逃亡的掩护给主动舍弃了……
但终究在他的努力下，大大缩短了北中国动乱的时间，客观上挽救了相当数量的公私文书；而即便那些彻底找不回来的，好在读过的人很多尚且在世，颇能够凭借记忆力补足一部分——只可惜没有蔡琰那种既家学渊源，又博闻强志的奇才了。
因此搜集、整理乃至补足这些文书的工作，就全都落到了著作局头上。根据裴该的估算，我怎么着也能为后世多保全两三成的图书下来吧。
不过王羲之进入著作局后，却并没有参与点校经籍，或者整理图书，整天就忙着抄书了……监、丞等都听李茂约说过，此子虽然年轻，却是卫夫人的高足，又曾受过其父兄的指点，或隶或楷，以及新兴的行书，皆为当世之矫矫者；试之果然，于是便用其所长，把抄书的工作全都堆去了他的案头。
王羲之倒是得其所哉——就当练书法了，难得的工作竟然能跟兴趣如此契合。
前不久，著作局完成了《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的校勘，用郑玄之注，乃命王羲之誊清了，上呈天子预览，请求开版印刷。裴该大致翻了一下，就问：“较卿等前所勘《书》、《易》，字迹清雅峻秀，且自始至终，纯然一体，不知为何人所录啊？”
著作监明确回答道：“新任著作郎王羲之。”顿了一顿，又说：“乃请即将此字付梓，未知陛下允否？”
裴该说允啊，当然允了。暗道将来著作局刊刻推广的这部书——可能还会有别的——必然为万世所追捧，内容暂且不论，那可是“书圣”的亲笔啊！哦，到时候我是不是先问王羲之要部签名本来呢？
拉回来说，裴该这一日召见王羲之和庾翼，希望他们可以作书送往江南，劝说王氏、庾氏等主动归降，以免遭受刀兵之苦。其实在这件事上，裴该内心很矛盾，既希望通过一场摧枯拉朽般的军事行动，把江南的各种残腐势力尽量清扫干净，更便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同时又考虑到兵危战凶，必致横尸遍野、生民涂炭……都是自家人，能不打还是以不打为好吧。
故而即便知道王、庾辈不会那么轻易俯首的——要从华早就从华了，起码可以派人过江来谈条件嘛——仍然叮嘱王羲之和庾翼写信去劝降。然而王、庾二人却皆苦笑着请罪，说：“臣等即于入仕之前，亦常致书父兄，申以大义，望其幡然改悔……惜乎书多不答，即答，亦不过闲叙家常罢了。”
裴该心说什么“申以大义”？多半是“晓以利害”吧。估计没蛋用，首先王敦雄踞武昌，是不肯轻易交卸兵权的，而王敦若不表态，王导也不敢擅降，庾亮更是王导的跟屁虫……
不禁轻叹一声，说：“朕昔在建康，与王茂弘、庾元规等常有来往，虽难免稍稍龃龉，却不意如今天堑相隔，竟成寇仇……彼等不过寄望侥幸，以为江南可守也。然而江南果然可守么？南人暗中向朕纳款者，不知凡几；倒是卿等既在中朝，本是最佳的联络途径，卿父兄却不知用……”
确实有不少江南臣僚，尤其是南方土著，通过各种渠道向洛阳致意，即便不明说愿为内应，也委婉地表态，倘若王师渡江，我等必从。好比说贺循之子贺隰，就派人秘密渡江到洛阳来联络刘隗，说我当初在公门下，为公设谋脱难，这事儿您可还记得吗？
——想当初江东之乱，王敦使钱凤为先行，入建康搜捕刁协、刘隗，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