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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所缚的经过,大致解说了一番。
裴该心说能在甄、陈二人兵刃前两次逃得性命,果然可称勇将……旁边儿刘光也为其求情,于是裴该便即怒目瞪视路松多:“汝可愿降否?”
路松多答道:“败军之将,岂敢不降?”
裴该冷笑问道:“汝是愿降,还是不敢不降?”
路松多俯首道:“今皇……胡汉主妄臣疑,刘粲又操切不能用兵,遂为大都督所破,大都督之威,经此一战,某自然心服口服。大都督有如此貔貅之师,又得甄、陈二位勇将,则晋胜胡败,不待言而自明。某愿为大都督牵马执戟,绝无二心。”
裴该摆摆手,命刘光将路松多领将下去,好生看管,且候一切调度定了,再决定将其安置在哪一部,任何职司。
他之所以饶过了路松多一命,并不仅仅因为此将骁勇,更重要的是,这名字他前世就有印象。虽说在两晋之交的历史大潮中,路松多只是一个小角色,史书中也仅仅记了一笔而已,偏偏裴该就记得他的事迹——或许因为这名字叫起来比较顺口吧。
在原本历史上,路松多虽为屠各,却于关中起兵反胡,召聚氐、羌,依附司马保,刘曜多次遣兵往征,俱都败绩。其后刘曜亲自率兵上陇,司马保势力瞬间崩溃,路松多这才被迫逃往陇城……至于此人最后下场如何,是不是跟陈安一起死了,还是复又归胡,那就毫无记载了。
既曾反胡,可见起码这不是一个“皇汉”主义者,对胡汉刘氏的忠诚心相当有限,既如此,只要是人才,我又为何不用呢?
才刚打发了路松多,帐前来报,说蒲坂的吕氏押着韦忠前来,献与大都督。裴该闻言,不禁略略一惊,急命唤来相见。一名吕氏族人报名入帐,备悉陈述了生擒韦忠的经过,然后还把经过整理的吕鹄和韦忠的对话文字呈递上去。
裴该一目十行,看罢这篇文字,不禁莞尔。吕氏族人便问:“韦忠见于帐外,可要押来大司马面前啊?”裴该摆摆手:“不必了。”
裴、韦两家,积怨颇深,就裴该这具躯体残碎的意识里,自然是恨韦忠入骨的,而来自后世的灵魂,对此却只有一点点好奇——那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行事如此荒诞,而竟获忠义之名?
不过随着地位的逐渐增高,裴该的视野也宽了,实在不把韦子节这路货色放在眼内。再者吕氏递上来这篇文字里已经表述得很清楚了,人以为伪,彼以为忠,这人三观就是彻底歪的,那跟他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啊?
好比后世反红者不少,其中一些是屁股问题——人家是党国旧贵,既被一朝掀翻在地,那么敌视新朝也便情有可原——还有一些却跟屁股无关,倘若退回一百年去,他九成九会被活活饿死,在新朝多读了几天书,却自以为人上人了,对于底层翻身天生反感,这路货色,真是绝无道理可讲。
韦忠也是如此,当年张、裴举荐,则晋对他也不能说不厚,他却转而仕胡;若因反感晋政紊乱,难道说如今的汉政就很清明吗?不过是上了贼船,也就自然混同为贼,反倒以“盗亦有道”来催眠自己罢了。
我正忙着呢,这路货有什么必要见吗?不过——“韦忠于我,乃有言乎?”
第六十章 镇河东
裴该不耐烦见韦忠,但仍然存有一丝好奇心,不知道落到这班田地,韦忠本人是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因而便遣一部曲前去探问。韦子节听问,长叹一声:“唯求速死耳。”
他也没什么意愿去见裴该。固然各种骂贼而死的忠臣形象不时在其脑海中闪回,但仔细想想,却实在没什么理由、言辞,可以指摘裴该的。
自己本是晋人,附了胡了,倘若见面,裴该自能以此来大做文章。而裴该本来就是晋人,仕晋而战,天经地义,不违圣人之教,那我又拿什么话来斥责他呢?
骂他不识天时,不明顺逆?既为晋人,为晋尽忠,乃至死节,这正是儒家宣扬的忠义啊;关键晋在汉先,也不好说他从叛、附逆……骂他不念乃父之仇,仍旧忠诚于司马氏?则难道关龙逄之子必须背夏,比干之子必须背商么?焉有此理!反倒是伍子胥去父母之邦,为报父仇而引吴兵入郢,在儒家正统观念里,是应当受到鞭笞的。
所以韦忠表示,我没啥话可说,但求速死——如今这境遇,比死可还难受哪!
部曲报入,裴该就说,我不见他了——“可即枭首正法!”
话音才落,书记郭璞劝谏说:“不可,韦忠素有义名,杀之不祥。抑且其与尊先公有怨,人或以为明公因私恨而轻戮人……”
对于郭景纯前一句话,裴该完全嗤之以鼻——何所谓“义名”,救过一次上官就算“义”了?但于其后语,却也不禁略略沉吟,随即就问:“卿以为,将如何处置?”
郭璞拱手道:“今虽大破胡,所俘杀贼将不多,刘雅、卜抽尸已焦黑,难以辨识,实不便献捷洛阳。何不解韦忠入洛,交由天子正刑可也。”
裴该想了想,此言大是有理,便即首肯。随即提笔写下一行字来,命人书于布幔之上,张之囚车前,一路押送韦忠到洛阳去,但逢都邑,都不准绕行,要拿韦忠游街,顺便宣扬此战之胜。
那行字其实也简单,套用韦忠“弃典礼而附贼后”的话,写作“弃母邦而附胡后,泯天理而从奸行——河东韦忠”。本来“为虎作伥”是个很合适的词汇,只可惜这年月还没有……
处分了韦忠之后,即好言奖勉吕氏族人,要他们先在营中暂歇,自当有赏赐颁下。
所俘约两万胡卒,命各将前往甄选,可以挑一部分老实的充入裴军——主要选氐、羌善骑射者,数量不宜过多,总计在千人上下可也——其余氐、羌,都押去雍州北部和秦州西部,监视屯垦、放牧;大约五千左右屠各、匈奴,则解去矿山做苦役。
一直忙到黄昏时分,裴该这才召聚诸将,商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最重要的就是:河东咱们进不进啊?
众将都道,自当趁胜直进,恢复河东,进而一口气杀到平阳去。郭默就说了:“今态势大好,胡军主力尽丧,安能御我?正好直捣贼巢,犁庭扫闾!倘若淹迟,使胡势复振,必将悔之莫及啊!”
只有才从河西返回的陶侃,对此表达了与众不同的见解。陶侃说了:“如昔秦在长平败赵,白起坑杀赵卒数十万,邯郸城内,户户发丧,当其时也,人皆云赵亡旦夕。然而秦进围邯郸,却久不能下,反为平原君赴魏、楚求援,败退函谷。
“今日之势,与此仿佛,胡虽丧败,石虎见在晋阳,蘷安在上党,襄国虽遥,亦未必不发援救之师。而我与胡周旋月余,军资将蹙,安有余力大发兵以向平阳啊?若止遣孤师前往,则必为石虎等所败。羯奴、胡贼,素不和睦,若逼之急,必相呼应,不如稍释之,候其自乱,然后进兵,则非独河东、平阳可得,即并州亦有望收复。
“且刘粲虽败,尚有胡兵占据夏阳与夏、郃间山口,还须调兵往攻。当此时也,实不宜用重兵于河东——明公慎思。”
最终讨论的结果,是命陶侃去讨伐冯翊北部之胡,同时调派部分兵马分驻河东,控扼渡口,镇定蒲坂,再看情势、等机会,以便收复河东其余县邑。
那么如此重任,该派谁去为好呢?诸将纷纷请令,裴该正在犹豫,突然帐前得报:“甄将军有书信呈上大都督。”
……
甄随在蒲坂城中,睡了一小觉,又跳起来在韦忠囚车前发了一顿火,就此疲累俱消,头脑略微清醒一些,他就琢磨着:糟糕了!
我急于追杀刘粲,乃至先抵河东;可是其后也不知道大都督会不会继续在河东扩大战果,且命谁为将统兵。老爷不在大都督帐前,发表不了意见啊,别我忙活半天,最终河东总帅的职务却被他人给生抢去了!
因此而搜肠刮肚,找了一大套理由,命司马写下书信——他自己如今也勉强识字了,但能读不能写——急送河西。
裴该展信一看,还写得挺长,归纳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层意思:
第一,甄随认为,我军疲惫,兼之粮秣不足,虽获大胜,短期内却不宜继续扩大战果。倘若大军直下河东,威胁平阳,恐怕石虎等会派发援军前来,如此又须一场大战,后勤供应,颇为棘手。
第二,必须在河东驻兵,控扼渡口,如此,就有如一柄匕首插入胡寇腹心之间,只要不时绞上一绞,便能持续放血。如今军中粮秣虽然不足,河东各大族内颇有存粮,料彼等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