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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切来得太迟了。
他已经没有时间，看着眼前的两个小家伙长大成为一个正直的、有追求的人了。不能在他们困惑迷茫的时候，在他们失落悲伤的时候，在他们成功幸福的时候，陪伴在他们身边了。
他们的余生还很长，可是他的一生已经走到尽头了。
抱歉。方仁难过而又绝望地想着，滚烫的泪水跌入他的手心。
这是1966年的秋天，开始有人家迁出巷子，北京的天空阴霾不见日光。
方仁决定放弃传统治疗，同医院签署协议，自愿接受新型药物和方案，写下治疗过程中的一切症状，这大概是他能够为自己热爱的事业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如果可能的话，他想，或许还能再挽救几条生命。
第二年的春天，方仁屋外的第一枝梨花开了。人们都说这是好兆头，陈嘉祐和温笛兴高采烈地推开方仁的屋门，隔着老远就开始扯着嗓子喊：“方仁哥哥，快出来呀，春神来啰——”
而方仁的小屋里，寂静无声。
方仁死后，留下遗书将包括他的住所在内的所有财产留给温笛和陈嘉祐，供应他们日后学习的一切开销。他将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窗户没有关上，清风吹得油纸窗哗哗作响，窗前的书桌上，依旧是两支毛笔、两支钢笔，墨水被放在了左上方。保护书桌的玻璃下压着几张黑白照片，一张上穿着黑色大衣的方仁一左一右地抱着两个孩子，再后面几张，少年和少女的眉目渐渐长开了，照片中央的方仁，脸上也渐渐有了风霜。和照片一同被压着的，还有几张白色便笺纸，上面列着他想让他们读完的书单。
书桌的中央搁着方仁的笔记本，翻开来，扉页上是他苍劲有力的字迹，写着：年岁有加，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坠暮年。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废必致灵魂。
他将他的一生献给了医疗事业，在北京生活的七年里，他主刀做过上百台手术，拯救过不计其数的生命。
他最爱的檀木椅子上还搭着他的外衣，他多次在雨中出诊，落下风湿的病根，后来便养成了坐下时在膝盖上搭上外套的习惯。
柜子上的薄荷枝才刚刚发芽，露出一点新绿，他的搪瓷大口茶缸还摆在一旁，褪了一点颜色，还是能看到上面印着的“吉祥如意”。
一切都是方仁还在世时的模样。
十五岁的温笛和陈嘉祐，哭着跪倒在他的床边，空荡荡的单人床上，枕头和被子整齐地叠放在一起。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05 /
1969年7月21日，阿姆斯特朗乘坐“阿波罗11”号载人飞船登月。他说：“这对一个人来说，只不过是小小的一步，可是对人类来讲，却是巨大的一步。”
温笛在广播里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她正在背万有引力常数。这一天，整个世界都在不停滚动播放这条跨时代的新闻。
温笛伸手环住自己的胳膊，她能感觉到胳膊上因为激动而起的鸡皮疙瘩。
她从小道上冲出来，陈嘉祐急忙捏住自行车的刹车，差点被她弄得人仰马翻。
“嘉祐，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了吗！”
陈嘉祐笑着站直了身子，扯了扯她的头发：“听到了，温笛，我听到了。”
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从未停止过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温笛仰起头望向无边无际的高空，她感觉到血液在自己体内翻滚的声音。这一切对她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她想要去了解这个浩瀚的宇宙，想要与它对话，想要知道，无限之外，还有什么存在着。
她想要为此奉献她的一生。就如同当年的方仁。
教室里坐着的学生每年人数都在减少，成绩好的学生都选择去念中专，毕业之后国家包分配，能端一个铁饭碗，这几乎成了默认的选择。温笛被老师找去谈过很多次话，可是她还是坚决要念大学。
“师范学校没有天文系，”她认真地说，“老师，我要学天文。”
“学天文？”老师气得七窍生烟，“你每天研究星星能当饭吃吗？”
“不能，”温笛摇摇头，“可是老师，对我来说，理想比填饱肚子更加重要。”
温笛的家里人也因此被请去学校谈过很多次话，家里人对她的想法也反对得厉害。温笛没有办法，也不知道跟谁学的，她开始闹绝食。晚上的时候有人透过窗户向她屋子里扔石子，几年前的铁栅栏窗已经被改成推拉窗，她换好衣服，蹑手蹑脚地从窗户上翻出去。
陈嘉祐打开怀中藏着的铁饭盒，将里面的小笼包递给温笛，温笛被关了两天禁闭，饿得两眼发昏，两口就能吞掉一个。
“慢点，别噎着了。”陈嘉祐一边将水递给她，一边拍着她的背。
温笛嚼完口中的食物才开口说话：“我觉得好难过，日子和心里都难过，众叛亲离，根本看不到未来在哪里。”
陈嘉祐笑笑，温笛最近心情糟糕，头发也跟着乱糟糟的。陈嘉祐用手捋了捋她的头发，然后灵巧地将头发编成麻花辫，从小到大，每一次为温笛编辫子的时候，陈嘉祐都是温柔的。
“好啦，”他笑着接过温笛手中的皮筋，指了指夜空，“难过的时候就抬起头看星星，你看，那几颗很亮的，是不是就是北斗七星啊？”
温笛也跟着他的手指抬头望向星空，然后笑起来：“笨蛋，不是啦，那是天琴座α，也叫织女星，旁边的那颗，就是牛郎星。”
“我也搞不懂啦，”看见她笑起来，陈嘉祐心底也松了一口气，“反正就是很漂亮了。温笛，去走你想要走的路，去过你想要过的生活吧。”
第二天早上，温笛的父母打开房门时，看到温笛正跪在他们的门前，她穿一件月牙白的棉衣，重重地向地上磕了一个头，她不说话，只是一个接一个地磕着头。
那是北京的初春时节，春寒料峭，停在旧时屋檐下的麻雀被惊得拍翅逃走。
温笛的母亲受不了大哭起来，她父亲一巴掌拍在门上，激动得浑身颤抖，然后才面如死灰般开口：“你周岁那天，你爷爷就说，这个孩子留不住。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那一年温笛和陈嘉祐十七岁，她每天坐他的自行车一起上学放学，偶尔能吃上新鲜出炉的桂花糕。北京街上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越来越多，那时候的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
高三开学的那天，温笛放学后没有在陈嘉祐的班里找到他，她便自己绕了远路去图书馆借了一些书。等了很久的书终于被归还了，温笛为此十分开心。那天夜里，温笛又听到石头落在地上的声音，那是她和陈嘉祐的暗号，她起床穿好衣服，蹑手蹑脚地从窗户翻出去。
陈嘉祐推着他的自行车等在门外，见了温笛，只是将手指竖在嘴边“嘘”了一声，温笛点点头，跟着他一路静悄悄地走。最后，陈嘉祐在方仁的屋子前停下来。
他用脚踢下自行车的支架，两个人默契地在门前坐下来。夜色迷人，天空中满是繁星，陈嘉祐沉默了许久才开口：“温笛，我不打算继续读书了。”
温笛倒不太诧异，周围已经有太多辍学去做工的例子了，陈嘉祐家庭虽不至于经济紧张，但是他在读书的事情上一直吊儿郎当，想到这里，温笛点点头，平静地问：“想好出路了吗？”
“差不多吧，”他笑了笑，他的衣服口袋里还装了一些碎石子，他拿了几颗出来抛着玩，“我想去当兵。”
这下温笛终于诧异了：“当兵？”
“嗯，”陈嘉祐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将石子捏在手中，“方仁哥不是一直教育我们说要做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吗？我想要去当兵，保家卫国。你记不记得以前方仁哥带我们去天安门看升旗仪式？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在想，一定要成为一名军人。”
“那，你和家里人商量了吗？”
“嗯，和他们说了，他们都很支持我，觉得好男儿志在四方，一辈子窝在家门口也太不像话了。”
温笛不由得一怔：“你是说，你不在北京？”
“嗯，我想去西部那边，那边条件艰苦，愿意去的人少，我觉得这样比较有意义，也是对自己的磨砺。”
“那你……什么时候走？”
“不知道，放假的时候把名报了，体检也过了，估计快了。”
温笛低下头，隔了好久，她才轻轻地开口：“你载我去天安门广场吧，我们再看一次升旗仪式。”
早上六点，北京的天蒙蒙亮，广场上已经满是站得笔直的军人。温笛和陈嘉祐混在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