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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已经永远离开，留下一个巨大谜团给我，我越发顾不得羞耻，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等我缓过劲来，发现我的泪水已经打湿了梅姨的肩头。我哽咽着说：“对不起。”
她摇头，递一条蓝色格子手帕给我，我接过来擦着脸。我早已经用惯方便的纸巾，这时才感觉到柔软洁净的棉质手帕用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久远的记忆如同冰河乍然解封一般，一点点涌出来。小时候，外婆也曾在我罩衫上用别针别一条花手绢，送我去上幼儿园。到了上小学，为我做这件事的是我妈妈，不过我嫌将手绢别在外衣上未免太幼稚，总是等走出她的视线，将手绢取下来，胡乱塞进书包里。这样的小细节，我从来没认真回忆过，此刻却清晰得如同刚刚发生。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才能求得您的理解。如果可以选择，我也情愿不知道这件事。在这之前，我一直不缺乏爱，先是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他们和小姨都很疼爱我，后来父母把我接到汉江，我有了弟弟，有了和别的同学一样的家庭。我跟爸爸虽然不算亲密，可他一直都是个尽责的父亲，对我很好，我的家是和睦完整的。现在我的整个人生突然被颠覆，我做不到说服自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
“你只比我儿子大一岁，可可，我也是一个母亲，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我很矛盾，有些往事，无论对于逝者还是生者，都太沉重，重提是一件残忍的事情。”
“我做好心理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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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高估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
从前我只从和小姨的闲聊里约略知道外公外婆在那段岁月曾被隔离审查，吃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苦头，而妈妈高中没有读完，就作为知青下乡，一去五年。小姨因为年纪尚小，被一位远房亲戚收留，侥幸留在了城里。外公外婆不像寻常老人那样喜欢忆旧，每每听到小姨对我讲过去的事都会皱眉，而妈妈更是绝口不提她的那段经历。我和弟弟一样，对于过去的兴趣十分有限，现在看来，小姨天性中的乐观跟他们完全不同，也许他们正是不堪回忆重负的那一类人。
“当年我们知青从不同的地方来到清岗，你母亲只比我和原平大一岁，但已经先来这里待了两年多时间，她人很好，对我们指点照顾很多。她来自北京，看过很多书，还曾随父母调动工作，去过不少地方，而我们从出生到下乡之前，都没有离开过生活的城市。白天我们一起下地干活，晚上我们会聚在一起，听她讲她读过的那些小说，我们会听到入迷。那时我们最喜欢听她讲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现在我还记得那些拗口的人名：葛利高里、阿克西妮娅、娜塔妮亚……”
我记忆中的妈妈好像只阅读专业书籍，甚至没像别的母亲那样在小时候给我们读童话故事，我完全不知道她曾经有过热爱小说的少女时代。
“原平十分多才多艺，会很多乐器，二胡拉得尤其好，他拉各种曲子给我们听，也是我们最喜欢的消遣。后来我被抽到公社里当赤脚医生的助手，都没能听完你妈妈讲的《静静的顿河》。农村交通不便，知青生活十分艰苦乏味，我们聚会的机会并不多。到了冬天农闲，我们都去修水利设施，才碰到一起，我看得出来，你母亲跟原平……很谈得来，相互关心彼此。”
他们曾是一对恋人？我很想问这个问题，却又有些情怯。
梅姨似乎看出我的心思：“那几年知青开始慢慢有了返城的机会，招工、推荐上大学成了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来自不同地方，意味着将来会各奔前程，很难有真正在一起的机会。而且当时风气保守克制，农村尤其怕人议论，我猜他们同样会考虑到种种问题，所以不大可能像现在年轻人那样，有了感觉便走到一起。”
我凝神听着，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字。
“1976年底，我记得应该是快到元旦了，原平被抓起来的消息传来了，他的罪名，”梅姨有些艰难地说，“据说是公社书记下到村子里，当场抓获他强暴女知青，而那个女知青是你母亲。”
我呆住，我来探寻自己的身世，并不想听到自己竟然是一起犯罪事件的结果。
“我连忙赶去打听，听说你母亲先是否认这件事，可是审查之后，她突然沉默了。我完全不相信原平会干出这种事，于是专门去找她，想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一句话也不肯说，把我拒之门外。”
我定一定神：“听起来我妈妈并没有指证发生了强暴啊。”
梅姨涩然摇头：“对，她没有直接指证原平，可是也没有为他做开脱。原平被关在公社一间废弃房子里，我在深夜找过去，隔着窗子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可他反过来问我：燕子是怎么说的——当时我们都叫你妈妈燕子。我只能实话实说：她什么也不说。没想到原平听到之后，沉默了许久，说：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目瞪口呆：“为什么他会这么说？”
“我跟你一样困惑。大概一个月之后，你母亲的父母获得平反，恢复工作，他们身体有问题，打报告将女儿接回城里，于是公社书记的话就成了唯一的证词。那个年代，法制并不健全，原平每天都必须接受批斗。后来我听别的知青私下议论，原平曾经因为就招工指标的分配提意见得罪过书记，书记很可能是在借故报复他，但是他们都一心盼着回城，没人肯公开质疑书记，为原平鸣不平；而村民们对于涉及男女关系的这类事，完全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把批斗会当成一种消闲娱乐，根本不关心真正发生了什么事。”
“我妈妈再没过问这件事吗？”
“据我所知，没有。后来原平被判了三年劳教，送去外地一个劳改农场，跟所有人都失去了联络。直到十八年前，我回娘家探亲，才偶然碰到他，那天他家人把他赶了出来，他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在附近徘徊。”
我大吃一惊，愤怒地问：“他们怎么能那样绝情？”
“唉，原平在劳教结束后就回过省城，被父母拒之门外，后来就消失了，多年没跟家人联系，那次是他第二次回省城，才知道父母已经在前一年时间里相继去世。他很受打击，和他哥哥争吵甚至动手，被他哥哥赶了出来。”
被离弃得如此彻底，我有说不出的凄凉之感，讲不出话来。
“我好说歹说，总算拉他一起去吃了顿饭，后来我们多少保持着联系。”
我整理着自己听到的信息：“所以他和我妈妈很可能只是恋爱，两情相悦，约会时被那位书记撞见，书记很保守，难免大惊小怪，而我妈妈胆怯了，怕影响推荐上学或者回城，于是保持了沉默。可是，”我打住，无法接受自己的推论，“她怎么能这样做？就算一时胆怯自私，回城之后也应该为他辩解啊，竟然任由他被送去劳教，不闻不问。”
“那个时代发生过很多荒谬的事情。”
“不不不，梅姨，不管什么时代，如果爱一个人，根本不应该陷他于那种无法自辩的灾祸之中。”
“这只是你的推测，可可，真正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当事人才清楚。我也曾责备过你母亲，可是年纪渐长，越来越明白这世界上最难理解的是别人的苦衷与动机，妄加揣测是不公平的。”
“所以她写信对您忏悔她的行为，而您表示谅解，劝她放下。”
她苦笑：“你母亲给我来过信，说她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我的报道，鼓足勇气才写信给我，她没有谈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说越来越觉得对不起原平，想打听他的下落，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过了好几年后我跟原平才碰面。我忘了我给她回信写了什么，不，我应该不会自认为有资格代为表示谅解。对于所有心头背负重担的人，我都会劝他们放下。”
我做不到这种无差别的宽容，尤其当那个人是我一向深深敬重的妈妈时。
她显然一直背负着良心重负，直到病重仍旧满怀负疚，至死无法解脱，可是逝者已矣，我又怎么去责备她。
我找梅姨要何原平的地址，她十分犹豫不决。
“可可，他有他的生活，有一个女儿。我们联系并不频繁，以前是写信，后来偶尔通电话，都是随便闲聊几句，从来�